比较与比附(法制史研究的取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民初的“旧知识人”，主要指对西学的全盘接受持谨慎态度而偏向于维护传统文化的文人学者，有研究者称为“学界老辈”。其实“旧”与“新”本无绝对，只是比较言之，这批“旧知识人”相对“五四”以后激进西化的知识分子而言是“旧”，而相对前清同光之际固守旧学的士大夫而言，则不失为“新”。清末民初，中国的制度与知识体系开始整体转型，学术上也“唯新是求”，凡对传统文化抱有维护乃至同情者，一律被斥为“老旧”，“所谓老师宿儒，大都被打入顽固保守之列，甚至等同于前清遗老。”实则被斥为“老旧”者，并非泥古不化，身处晚清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中，其思想本身往往已在自觉不自觉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只是相对于激进者来说，显得“落伍”而已。选取进入被视为“遗老”集散地的清史馆参与编修《清史稿》的几位“旧知识人”为考察对象，着重探寻其在《清史稿· 刑法志》编纂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传统法律的态度及西方法律的认知，有助于纠正既往研究对其身份地位认识的偏差，进而体察此类人在“新社会”之中“从新”与“仍旧”的平衡协调。 **节 机构性质与编纂人员身份 在对《清史稿· 刑法志》的具体内容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对其编纂机构及编纂人员的身份作一扼要分析，因为《清史稿》后来出现诸多问题以致被查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时局动荡，经费不济，人员更替，史稿确有大量错漏；主观上则涉及新旧两派之争，与清史馆的性质及编纂人员的身份定位牵扯甚深。而对编纂机构的性质及编纂人员身份认识的偏差，直接影响到对《清稿· 刑法志》的内容及其法律思想的判断。 袁世凯于1913 年10 月当上正式大总统后，由于其自身仕宦经历及政治理念的原因，常感“共和”政体掣肘太多，与革命党人的矛盾逐渐加剧，于是开始采取打压新党拉拢旧人的措施，如对政府机构进行改组和调整，设置参政院等。由于部分较有名望的前清旧官僚及文人碍于传统的“忠君”观念，不愿在新政府做官，以免有“贰臣”之嫌，袁世凯于是又设置一些行政色彩相对较淡的文化机构，以图使这部分人能够在新政府与旧王朝的取舍上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借口。因此，清史馆、国史馆、礼制馆、国学馆等文化机构便应运而生，其中尤以清史馆的设置在当时影响*大。 作为一个以修前朝史为目的的文化机构，清史馆的性质定位较为模糊，清史馆与民国政府的隶属关系究竟如何？清史馆长一职算不算民国政府的官？北京民国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的说辞，这实际上是袁世凯有意为之，故意模糊其官方性质，淡化其政治色彩，以便达到笼络“通儒”和“旧臣”的目的。后来担任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即为自己辩称道：“修史与服官不同，聘书非命令可比。”这也是袁世凯所想要的效果。不过，真正的遗老们却不这样认为，如刘廷琛就曾对赵尔巽直言：“大清皇帝尚居深宫，何忍即为修史？”在他看来，清朝仍在，便修清史，实在是大逆不道，因而坚决不肯入馆。如此一来，袁世凯设置清史馆的初衷虽然是网罗不肯直接在民国政府为官的前清“旧臣”和“通儒”，但真正能称为“遗老”且名气较大的，其实大多并未入馆，如陆润庠、周馥、刘廷琛、于式枚、劳乃宣等。清史馆开馆后，也确有“遗老”入馆，如顾瑗、郭曾炘、袁励准、宝熙等，不过数量很少，他们与逊清皇室的联系较多，入馆目的只是为了领得一份薪水，对修史缺乏热情，且后来基本退出。大多数入馆者属于“旧式文人”性质，如缪荃孙、张尔田、姚永朴、姚永概等。这部分人有些是前清官员，入民国后基本不参与政事，凭其才学从事文化活动，有些则从未参与过政事，是传统士绅的代表。这两类人，成为清史馆编纂的主力人员。还有一些入馆者是民国政府官员兼职，如王式通、吴廷燮等。他们有些在前清为官，但官衔一般不高，入民国后继续仕途，对前朝没有留恋之情，更和“遗老”一词毫不相干。所以，后人批评清史馆为“遗老”集散地，揆诸实情，大可商榷。清代朴学大盛，由经入史，编纂清史，非深谙旧学者难以胜任。所以赵尔巽选人入馆时订有一条标准：“非前清翰林不可”。这一标准后来虽未执行，但一直注重所选之人的旧学根基是否深厚。 以仿正史形式修清史而论，这样做无可厚非，只是在民初一切求新求变的氛围中，自然而然成为落后与保守的表征，也授予后来新派人士攻击的口实。“五四”以后成为文化界主流的新式学人此时刚刚崭露头角，虽然陆续进入大学等机构，占据教育界要津，如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排挤桐城派取而代之，可是一方面立足未稳，声望不够，又多有革命党的背景，另一方面不为老辈所看重，所以几乎无人被延纳入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其成为文教界话语权的掌握者后，理所当然地视清史馆为老旧学人的集散地，并笼统地将参与者斥为“遗老”，其观点一直影响着后人的评判。 综上所述，清史馆其实很少引入忠于清室*保守的“遗老”，当然也不会延揽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新学之士，绝大多数入馆者的身份定位，大致为精通旧学且对新旧朝的更替无特别取舍之人。他们当中大多数肯定不是敌视新朝的遗老，至多是在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遗民”乃至精神上不愿趋新的“文化遗民”之间徘徊。精通旧学不代表老朽落后，与吸纳新知并无本质上的矛盾，往往一人可兼而有之。新学后辈们一味鼓吹西学而排斥旧学者，大多属于西学不精且旧学亦不通，即陈寅恪所谓“半通不通，而又矜心作气者”。然而，由于袁世凯设置清史馆的动机可议，令新党侧目，所以清史馆开办伊始，新派人士就对清史馆编纂清史的态度和立场有所怀疑，如《申报》所称：“新中人恐该馆撰革命史必多偏袒，且将表明袁总统之大权非于革命后由国民公决予之，乃得诸清帝之禅让。”这种政治上的质疑事出有因，后来扩大到文化学术方面，一直持续到清史馆闭馆，乃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终查封《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