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科的学史与历史/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

“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 “哲学”一词，由明治日本思想家西周助发明，已为学界所知。学人还分别指出两点，其一，西周的“哲学”仅指西洋，本来并不包括东洋。王国维称“哲学”一词是为了避开自然科学的“理学”，其实当时日本“理学”也是philosophy 的译名，并不专指自然科学；西周将哲学定义为“诸学之上之学”（the science ofsciences），“诸学”是指一切分科之学，而不单指自然科学；而且西周并未用“哲学”作为philosophy 的专有译名以排斥“理学”。 有学者认为：作为“明六社”的重要成员，西周将philosophy 定译为“哲学”，而不延用“理学”之名，是为了与传统的“国学”、儒学等本土学问加以区别。为了打破早年“兰学”之“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文化接受模式和扭转传统心态对西学的狭隘化理解，西周特别彰显了西学的整体性和完善性；这样，“哲学”就成为一种综合的方式，成为能与东洋学问全面比照的对应物。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以传统学术为“虚学”，以西洋哲学为“实学”，“哲学”的理解和定名，承载了对传统儒学的厌离和批判，对欧洲形态的仰慕和渴望。 其二，虽然西周助早在1870 年*先提出“哲学”译名，但只在课堂讲授时使用，由学生笔记的讲演录《百学连环》在其生前尚未发表；同时期的其他思想家大都沿用“理学”的译名，而西周助本人亦予认可；虽然1870 年代“哲学”已经出现于报刊和演讲，直到19 世纪80 年代初井上哲次郎编撰《哲学字汇》时采纳西周所译的众多西方哲学术语，才使“哲学”成为日本学界普遍习用的译名。“理学”遂与哲学全然分家，用以专指各门自然科学。上述两点，与“中国哲学”发源一事关系至为密切，同时也是理解古代中国有无“哲学”的关键。“哲学”虽然是西周用来对应philosophy 的译名，其实任何语言的准确对译几乎不可能，而使用什么译名，更重要的是受所属文化及时代的影响制约。如果西周的“哲学”是为了凸显西学的整体及其特质，并与东洋学问相区别，那么“哲学”一词本身对于东洋学问就具有排他性。或者说，至少西周的本意，东洋学问不属于“哲学”的范畴。 对于东西学术的差异，西周等人已有明确意识。1877 年，西周在东京大学法理文学部发表演讲，批评日本的学问大都来自中国，且一味模仿，对于包括“哲学见解”在内的西洋学术亦取此种态度，呼吁后来者深究渊源，以致精微，发明新理。 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应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由东京大学校友为主干组成的哲学会，则推波助澜。可以说，“哲学”在日本的普及，不仅因为《哲学字汇》，更重要的是，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自己的学问，即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宅雄二郎在1887 年2 月出版的《哲学会杂志》第1 册第1 号发表《哲学范围辩》，其中谈到1877 年4 月东京大学文学部设立史学哲学政治学科，没有用当时仍然流行的“理学”作为philosophy 的译名而改用“哲学”，是因为此时science 已经固定用“理学”作译名，必须改用其他译名，以凸显philosophy 的特异性，易与其他诸学相区别。如此一来，西周用以分别东西学问的蕴意无形消失，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学问。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哲学政治学科开办之初，所开哲学课程只 有哲学史、心理学、道义学及一般哲学，同部的和汉文学科也只开设“欧米史学或哲学”，显然都在西洋方面，未及东洋。一旦“哲学”与“理学”的分别对应为philosophy 与science 固定化，并且变成教育分科，则哲学有无东西之别的问题浮现出来只是时间问题。1881 年，东京大学文学部独立出哲学科，在第三、四学年课程中增设印度及支那哲学课。同时和汉文学科也在相同学年开设印度及支那哲学课。 究竟是谁提出本来西周用于专指西洋学问的哲学具有普适性，因而西洋以外也有哲学，目前未见确切证据。三宅雄二郎在前引文章中论道，单就“哲学”而言，应指西洋哲学，但本来哲学分为东洋和西洋，东洋哲学包括支那、印度、波斯、犹太、埃及等，而西洋哲学包括希腊、罗马、英伦、独乙、佛兰西、伊太利等，其中支那印度与希腊罗马成抗衡之势。不过这样的认识为后来附加，担任支那哲学课的中村正直和岛田重礼，在汉文学方面固然出类拔萃，前者在明治思想界也有极高地位，对于如何讲授“支那哲学”却沿袭旧轨。其科目规定印度及支那哲学第三年讲授佛教儒教的大意纲要，教科书为《八宗纲要》《辅教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第四年纲要仍旧，加入老庄，教科书则增添《四教仪》《维摩经》《诗经》《书经》《易经》《老子》《庄子》。1882 年，东京大学哲学科的科目纲要有所变化，（一）明确将哲学分为东洋及西洋两部；（二）从第二年学起讲授东洋哲学史。依据说明文字，东洋哲学史论述东洋哲学的沿革，以支那哲学和印度哲学为至要，而日本哲学主要出自支那哲学，支那后世哲学则大抵本于秦汉以前的哲学，所以首先要将孔孟老庄杨墨哲学的是非得失及其关系传统流派论证辨明，然后才能了解东洋一般哲学。如此，东洋哲学和支那哲学的概念框架似乎逐渐成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东洋哲学史，除印度一脉而外，主要即是中国哲学史。不过从具体内容看，仍是新瓶装旧酒，所列参考书目为《论语》《孟子》《杨子纂论》《大学》《墨子》《中庸》《荀子》《老子》《韩非子》《庄子》《杨子方言》《列子》《管子》《淮南子》。至于第三、四学年的印度、支那哲学，无论科目纲要还是教科书，均保持原封不动。中村正直认为通汉文理解西学可以事半功倍，岛田重礼虽然竭力维系儒学地位，也只是反对一味偏颇，他们出任支那哲学课教授，至少表明并不排斥这样的名义。至于维持原有的讲法，或许习惯使然，或许心中仍有东西学问的分界，因而讲授东洋学问，还依照原来的路径。1883 年增设的古典讲习科，并不开列支那哲学课程，反而回到经史子文的旧例，再加上法制。据中村正直报告，1881—1882 年度所指导的哲学第四年生仅有贺长雄1 人，先讲庄子轮讲、诗经讲义等课，后又增加书经、老子。而岛田重礼所教哲学第三年生，课程为孟子、老子、荀子。可见他们都是在新的名义之下延续原有的讲学路数，没有尝试将东西学熔为一炉，或是借西法创造出新的“哲学”。 针对东京大学的“东洋哲学”说，中江兆民断言：“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没有哲学”，只有经学者和宗教家，并且点名批评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等人，“自己标榜是哲学家，社会上也许有人承认，而实际上却不过是把自己从西方某些人所学到的论点和学说照样传入日本”。中江兆民的这些话，虽然引起关注“中国哲学”史的学人注意，却着重于“哲学”的有无，而忽略本事。其实中江兆民此番话确有实指，批评的是以东京大学为主导而发生的“哲学”泛化，并指明主要代表人物为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背后的史事恰是认识“中国哲学”发源的关键。 井上哲次郎是东京大学*早专攻哲学的学生，1880 年7 月毕业，本来希望留学欧洲学习哲学，因有人反对未能实现。这时支持其留学计划的东京大学三学部综理加藤弘之嘱其编撰《东洋哲学史》。此举与东京大学哲学科后来增加东洋哲学史课程显然有着密切联系，鉴于中村正直、岛田重礼的相对被动，这一变化当出于加藤弘之主动，而相关科目纲要的说明文字，很可能也是出自加藤的意思。如此，则加藤在哲学由单纯西洋转为东西各有的进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藤提出的设想能否实现，还须找到合适的具体人选。东京大学哲学科虽然增设东洋哲学史课程，但缺少胜任的师资，此后两年内并没有实际开课。这时抱着编撰东哲学史目的进入文部省编辑局的井上哲次郎，因为以编纂教科书为主业的该局不承认《东洋哲学史》是教科书，不能如愿，又与文部省的官僚主义不相适应，仅仅一年，便专门找到加藤弘之，表示文部省不适合自己。加藤于是提议其到东京大学来编纂《东洋哲学史》。1882 年3 月，井上哲次郎就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教授，先到该校编辑所专门从事《东洋哲学史》的编纂，等到书稿大部分写出，才开始讲义。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井上哲次郎的《东洋哲学史》是否付梓，2003 年出版的《井上哲次郎集》未收入此书。不过，此书肯定以文本的形式存在过。与井上同事兼同行的岛田重礼不仅曾经阅读，而且做出评价。1884 年，井上哲次郎终于实现留学德国的夙愿，岛田重礼在《送井上君迪之欧洲序》中写道： 大学助教井上君迪，素覃心西洋哲学，旁涉经史百氏，曾著东洋哲学史，自孔曾思孟，至杨墨老庄申韩之徒，凡关哲学者，囊括罔遗，论学术之醇疵，辩流派之原委，虽时有不合者，其言凿凿有稽，绝不为架空凭虚之说。余读之，适然惊叹，伟其天分甚高，学殖甚富也。……然人之才学，随境而长，君迪年少而气锐，海外之行，不止今日，他年行数万里之路，读数万卷之书，学殖益富，才识益进，至欧人称曰哲学东矣，则其适然惊叹者，岂惟余辈而已乎哉。 借由岛田重礼的文字，可以获悉，1. 井上哲次郎的确写出了《东洋哲学史》；2. 该书基本内容，主要是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上古“哲学”；3. 与中村正直、岛田重礼等人不同，井上对西洋哲学颇有知识，所讲经史诸子，已经不是中国或日本固有讲法，而是以“哲学”为取舍组织，虽然时有不合，假以时日，却可引西洋哲学东行。 由于文本的缺失，不易深究井上哲次郎用西洋专属的“哲学”来条理东洋思想的目的及做法。然而天缘巧合，与之相关的两位人物的作为，或许有助于理解其本意。一位是担任井上哲学史教师的美国人フェノロサ，另一位是井上大学的同班同学且同室学习的冈仓天心。井上自称フェノロサ对其哲学兴味的加深，以及思想倾向给予很大影响，虽然语焉不详，将西洋学问对应于东洋当是题中应有之义。フェノロサ和冈仓天心是明治日本创立所谓“东洋美术”的*重要人物，尽管两人观点有所不同，后来更分道扬镳，却分别建构出与西洋美术对应的“东洋美术”。此事后来看似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在近代的东亚，在西学的冲击之下，人们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这样的对应一方面可以面对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一方面则有助于在东亚取得话语权。冈仓天心的“东洋美术”，目的之一，就是重构以日本为中心正统的东亚美术传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美术”的地位。而后来中国的学人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下，确立文人画的美术价值，才避免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的尴尬。当然，如此一来，也难免用了西洋的美术眼光重估固有的作品，并陷入日本式话语的笼罩。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许没有冈仓天心那样显著的政治目的，而且两人的“东洋哲学”与“东洋美术”有着显著差异，后者还要分别东亚各国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学框架重新条理中国古代思想。不过，就“哲学”而言，井上哲次郎的抱负绝不亚于冈仓天心之于“东洋美术”，留欧途中，他赋诗道：“自此所期唯一事，西洋哲学欲穷源。”其间又于梦中得句：“壮图千杰出，哲学万雄兴。”其实际的影响则与冈仓天心相当近似。主要体现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学”由他者变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扩张了“哲学”在日本思想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影响。其二，通过重新条理解读东亚的思想，获得掌握了在“哲学”架构下解释东亚历史学术文化的主导权。其三，由于其“东洋哲学”以中国古代思想为主干，因而实际上建构起一套“中国哲学”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