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全球史

给所有人的一份历法 1884年的一天，法国天文学家卡米耶·弗拉马里翁迎来一位访客。同一年，在华盛顿特区，一场会议将通过有关采纳一条本初子午线的决议，而弗拉马里翁和其他天文学家很有可能对这些进展知情，因为他们都在热切地关注着科学与科普报刊。弗拉马里翁（其兄弟后来创建了广为人知的同名出版社）是法国**个天文学学会的创办者，也是该领域法国主要期刊的出版商。弗拉马里翁的访客是一位监狱神父，此人刚刚结束罗马之旅归来，在罗马，他对梵蒂冈提供通过把复活节的日期稳定下来以改革格里高利历法。罗马教廷命令这位神父回巴黎寻求著名天文学家们的反馈，这*终促使神父敲响了弗拉马里翁的大门。在他们谈话期间，神父突然之间从口袋里变出5 000法郎来，“这是从一位匿名的捐赠者那儿得来的”，此人渴望为历法改革捐出一笔奖金。 神父又拜访了三次，弗拉马里翁才被说服收下这笔钱，又过了几个月时间计划才成熟，那是在1884年秋，华盛顿会议召开前正好一个月，卡米耶·弗拉马里翁的天文期刊呼吁人们提交历法改革的计划。改革历法应具有的特征具体如下：新历法必得准许每个日期（date）总是对应每周的同一天（day），每个月的长度要尽可能相等。弗拉马里翁和3名同事一起裁决了种种方案。基于弗拉马里翁和匿名捐赠者提出的各项要求，份获奖提议在1887年得到了宣布，它们详述了一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将要占据历法讨论核心的计划。 在19世纪晚期，首次提及历法改革的并非这场法国历法竞赛。但它特别有趣，因为它揭示出了在这些年里逐渐展现的历法改革与时钟时间改革，在发生时间和重要人物上都有着紧密联系。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著名数学家兼物理学家，他的工作与采纳平均时间和时钟的电报同质化（telegraphic synchronization）有关，后来他主持了天文学学会的一场会议，期间，弗拉马里翁回顾了历法改革竞赛的这段历史；据报道，在同一场会议上，那位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起草了在法国采纳通用时间的诸多议案之一的法国立法者，如今参与了同梵蒂冈的多次讨论，其主题关乎把复活节的日期稳定下来，并改革历法。 随后数十年里头，国会议员罗伯特·皮尔斯（Robert Pearce），1908年英国夏令时法案的倡导者，在同一年把一份历法改革议案带到下议院。在德国，威廉·福斯特（Wilhelm F.rster），柏林天文台的主管，德国有关欧洲中部时间的诸多讨论当中的主要声音，同时也为德国政府提供历法改革方面的专家意见，并撰写了好几本关于该话题的出版物。在20世纪20年代，历法改革在国际联盟刚刚取得成功，法国天文学的核心人物，曾经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及在20世纪前十年积极参与了法国采纳平均时间和时间分发系统的纪尧姆·比古尔当，就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下属一个负责研究历法改革的委员会的成员。20世纪50年代，哈罗德·斯潘塞·琼斯（Harold Spencer Jones），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皇家天文学家，仍然就历法改革发表意见。 时钟时间和历法时间相互交织的性质甚至存在物质性的一面：19世纪晚期，在钟表匠群体里，*新的时尚之一就是所谓的历法钟（calendar clocks），后者被宣传成了办公和校园用品。这样的时钟，其刻度盘上显示的不仅有小时和分钟，而且有日、月，以及年。被克服世界各地历法差异的图景所吸引，立法者和行政人员加入了科学家和钟表匠的行列，参与历法改革。在**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个欧洲国家的议会讨论过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和更一般的历法改革。鉴于时钟时间与历法时间存在的这些密切联系，那么统一历法的尝试完全在19世纪晚些时候和20世纪初时间改革背后的科学史中缺席，就更让人感到意外了，因为时人显然认为，时钟时间和历法的统一附属于同一个全面的问题：改革“时间”。 经济的和资本主义的利益热切地集结在历法改革背后，情况甚于时钟时间的改革。除了科学家、大量自我标榜的改革者，以及政府官员之外，企业主、经济学家，以及统计学家是促进统一历法*突出的行动者。正是在此处，而不是在平均时间的采纳过程中，资本主义和同质时间之间出现了一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像E. P. 汤普森及其追随者假定的那样。统一的时间单位（units of time）对经济学家和资本家来说逐渐重要起来，重要的不是时间规训的灌输，而是生产经济知识的语境，以及让国家在经济方面条理清晰，就像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在其作《专家的统治》（Rule of Experts）中用到的分析埃及的方式。 总的来说，历法改革可以说是时间统一得到的*广泛的共鸣，同时也激起了*白热化的争议的那个方面。数不胜数的小册子和其他专门讨论该话题的出版物，国际联盟的不少行动及其同样有组织的反对者在不同教会和宗教界发起的旋风般的宣传攻势，几个私人性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游说，以及经济和商业偏好，全都证明了历法时间引起的兴趣范围何等广泛。然而，一旦政府发现了它们对历法改革的兴趣，通用的历法时间很快就会获得国家的和民族主义的含义及功能。在生机勃勃的国际公共领域，历法改革可以说引起了时钟时间从未有过的关注。但因为从长期来看历法改革是失败的，而时钟时间的统一在20世纪中期几十年里大部分都得以完成，所以科学史学家们在数十年里一直忽视了历法改革的重要性。 历法与日期确定系统（dating system）是另一类通过激发对不同系统之间的比较与换算而在历史时间中为社会和国家提供定位的工具。历法时间，以及它承载的历史和宗教含义，都在迫使时人们把这些历史置于同他者的关系当中进行理解。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历法改革得到了充分讨论。特别是20世纪初，这段在此前后非西方世界进行了大量革命的岁月中，历法改革占据了中心位置：在一年前的辛亥革命的背景下，中国于1912年至少在部分地区、在名义上引入了格里高利历法。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后，一份计划被提交到重新恢复的奥斯曼议会，希望为了一些特定目的采纳格林尼治时间，然而它暂时没能获得通过。1906年的伊朗立宪革命（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之后，人们试图进一步在财政事务上使用太阳年（solar year），然而伊朗的阳历（solar calendar）要随着1925年新王朝的即位方才正式被引入。存在的努力，历法改革集中突显了各种统一和改进时间测量手段的努力所具有的同时性和全球性本质。欧美人对统一的世界历法的设计，仅仅是这个更广泛趋势的一个表现。 那些致力于让历法时间统一的积极进取的人们，他们的故事证实了个体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像国际联盟这样的国际组织，通过它们与各种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为男人，也为越来越多的女人参与较低层级的外交活动开辟了新机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内瓦，普通政治行动者的角色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多样化了。这类自学成才的外交官充当着国际组织、国家政府，以及地区民间协会之间的调解者。日历改革有赖于像世界历法组织（World Calendar Organization）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阿基利斯（Elisabeth Achelis）这样的女性，她斡旋于外交界、国际联盟官员，以及从美国到南亚数不胜数的“改革”俱乐部和协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