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屈原研究(增订本)(精装)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一 屈原是中国民族所产生出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热爱真理和正义，他的诗是由这种真挚的感情所充溢着的。 他以二二九二年前（公元前三四〇年）生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照族系上讲来，是楚国王族的同宗。屈姓是春秋初年（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的儿子屈瑕的子孙。屈是屈瑕的封地。但屈原在《惜诵》里面说，他自己的出身是“贱贫”的。这是因为“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韩非子·喻老》），封君只传两代，便要由王家收回土地。故屈原尽管与楚王同宗，事实上只等于楚国的一个平民。 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很知道民间的疾苦。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他经常叹息而至于流眼泪。后来在他失意遭受了流窜的时候，他屡次想跑到别国去，这是战国时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常态，但他也想到人民的灾难而不忍离开。他似乎是特别同情农民的。在《卜居》里面曾说到屈原向郑詹尹问过：“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这样相反的问题，他列举了八对，上一项都是他所愿意做或已经做了，下一项都是他所不愿意做的。如果《卜居》的描写合乎事实，那么屈原就是愿意拿着锄头耕田，而不肯去游说诸侯以求一官半职。 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所以他才能够博得人民的同情，他的诗也才能够有充沛的生命，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卷起了一次诗歌革命的风暴，在文学发展上发生着深刻的长远的影响，使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民一直都在纪念着他。 屈原的诗歌，根据汉代官家的著录，在当时只留下二十五篇。很可庆幸的是这二十五篇一直保留到现在，并没有残缺。那就是《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离骚》《天问》 《招魂》《卜居》《渔父》各一篇，一共二十五篇。虽然后汉的王逸把《招魂》作为宋玉的作品，而把可疑的《远游》一篇充足了二十五篇的数目，但我们根据司马迁的《屈原列传》和《招魂》本身的内证，可以断定《招魂》确实是屈原的作品，而《远游》则很有可能是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初稿。在这二十五篇中，还有一个近于公认的看法是：《卜居》和《渔父》（特别是《渔父》）也不会是屈原所作。但其中用韵还是先秦古韵，我认为当是屈原的后人如宋玉、唐勒、景差等，同情屈原而又深知屈原的生活和思想者的作品。故这两篇尽管不是屈原所作，而在作为研究屈原的资料上仍然是可以宝贵的。 根据那些*可靠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诗歌的特质就是人民的气息非常浓厚。首先值得注意的，他是采用着民间歌谣体，而充分地把规模扩大了。 在屈原以前，中国古代贵族阶级的诗歌，如《大雅》《小雅》《商颂》《鲁颂》等，以及春秋以来的青铜器上的一些有韵的铭文，不分南国和北国，都一致地采用着四言诗的格调，和民间口语是脱离了的。到了屈原，虽然在《天问》《招魂》《橘颂》的几篇中，基本上还保留着四言格调，而在其他的篇章中便把这种格调彻底打破了。 方言和口语的大量使用，是屈原诗歌的一大特色。这些字眼是举不胜举的。一个反复使用的“兮”字便是*好的一把钥匙。“兮”字是古代民歌里所常见的字，采自民间的《国风》也常见使用。这个字，今音虽读如“牺”，古音却读如“呵”，懂得这个音窍去读屈原作品，民歌品质的真相便完全表露出来了。 屈原在古代中国的诗歌中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形式的，而这个新的形式和他的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感情意识正相为表里。故屈原的诗歌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典型的一致。 二 屈原不仅是一位热爱人民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 他生在楚国，因而热爱楚国。但他的对于祖国的热爱，是超过了楚国的范围的。 请读他的《天问》吧。那里面所包含着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大部分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叙述，从虞、夏、殷、周以来每一代的事迹都说得相当详细，而*后说到楚国时却只有四五句而已。再请读他的《离骚》吧。那里面也在称赞尧、舜、禹、汤、皋陶、伊尹、武丁、傅说、周文王、齐桓公，而却没有一处说到楚国的先公先王。从这里，屈原的抱负不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吗？屈原，他不仅热爱楚国，而且热爱中国。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春秋以前虽然仿佛是一个统一的局面，但那局面很小，而在实质上只是一些大小氏族集团（所谓“万邦”）的并不十分紧密的联盟。那些氏族集团在联盟期中，特别在联盟瓦解之后，都各自为政，进行其独立性或半独立性的发展。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便是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基本上是在统一形式之下发展着。因此，在这长期的个别发展中，中国的局面由小而大，到了春秋末年已经普遍地生出了更严密的统一要求，即所谓“大一统”。由殷周以来的多数氏族集团归并而为春秋的十二诸侯，再归并而为战国的七雄，这样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正明显地表示着这个“大一统”的趋势。这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总要求，差不多无例外地，反映在周秦之际的各家学派的主张里面。 屈原当然体会到了这种趋势和要求，而生出了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抱负：“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他要急走直追，辅助楚王，向统一中国的禹汤文武追赶上去。 要由楚国来统一中国，楚国在当时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格呢？这倒并不是屈原一个人的纯粹的主观愿望。 楚国本来是殷王朝的同盟，殷代灭亡后，在周代的几百年间，独立地在南方发展。到了战国时代，长江流域、汉水流域、淮河流域的全部都入了楚国的版图。此外还包含着今天的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各一部分。中国南部的开发，楚民族的“筚路蓝缕”是尽了很大的力量的。故在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土*大，而兵力也不弱。 就在屈原诞生前四十一二年前，楚国的悼王曾经重用吴起，对于内政雷厉风行地施行了一次大改革。“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这和二十年后秦孝公重用商鞅的作风是很相仿佛的，吴起与商鞅同是出身于魏国的法家，他们的主张和手腕相同，目标相同，步骤也是相同的。但不久楚悼王一死（公元前三八一年），楚国的反动公族们便把吴起射杀了。吴起的悲剧也和商鞅的相同，所不同的只是商鞅执政的时期很长（在二十年以上），而吴起执政的时期很短（只有两年光景）。但在吴起死后，射杀吴起的反动派有七十多家被治罪而整个消灭了，由此可见吴起的余教在楚国必然还有留存。 屈原正是在吴起、商鞅等实行变法的流风遗韵中长大的。他靠着自己的才能曾经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到仅次于令尹的左徒的官职，参预了高级的行政工作和外交工作，他的实际政治家的作风相当浓厚地表示着法家色彩。请读他的《惜往日》吧。他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回想从前我曾受信用，禀受王命使时代光明。把先代的业绩昭示众庶，使法度严密无疑可存。）这明明就是“明法审令”的做法。在他所说的“先功”（先代的业绩）里面，可能就包含有吴起的余教。故在这之外，他在同一诗中，更主张“参验考实”，而反对“背法度而心治”。这些都是法家的基本主张。 然而屈原所遭遇的楚怀王，却不能和吴起所遭遇的楚悼王、商鞅所遭遇的秦孝公相比。因而他倒遭遇到了和吴起、商鞅一样的悲剧。楚怀王是一位虚荣心很重、浅薄无定见而又妄自尊大的人，他很轻易地听信了反动贵族的中伤，便把屈原疏远了。这个国王被一群反动派包围，一味地骄奢淫逸，轻举妄动，多树敌人，容易受人欺骗，也容易受人挑衅，结果一败再败，就像一个败家子一样，把楚国几百年来所建立起的基业，差不多就败坏在他一个人手里。*后还被秦国诱引去做了三年俘虏，囚死在秦国。 楚怀王的继承者顷襄王是更不济事的。在他的时代，正直的屈原更进一步遭受到迫害而被放逐。结果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国的大将白起领兵南下，把郢都破灭了，焚烧残杀，划平了历代楚王的陵墓，还长驱直入，占领了洞庭、五渚、江南。楚国的君臣朝东北逃走到陈城去才暂时稳定了下来，几几乎弄到了亡国的地步。 国家败坏到这步田地，在热爱祖国的诗人屈原当然是*不甘心的。这便是在他后期诗歌里面所包含着的绞心沥血的悲痛、抑郁、愤懑和绝望的深在根源。在郢都破灭后，他在逃难中作过一首《哀郢》的诗来表示深沉的悲痛。他那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是往南方逃走的。他逃走的方向恰恰是白起进兵的方向。所以他逃到了哪儿，白起也追到了哪儿。这就逼得他就在郢都破灭的那一年，终于跳进湖南境内的汨罗江里自杀了。 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他自己造成了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