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

两大战后安排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了两大战后安排。安排之一是应对与苏联关系的恶化，并以确立“遏制秩序”而告终。这是建立在均势、核威慑和政治、意识形态竞争为基础的安排。安排之二是应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敌对、政治动荡及其带来的新世界秩序，并以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及日本之间建立广泛的新制度、新关系而告终。这一安排建立在经济开放、政治互惠和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进行多边管理的基础上。15
这两大安排有着不同的政治构想和理论背景，美国总统在关键时刻对此都进行了阐述。1947 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向美国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布对希腊和土耳其进行援助，并将其纳入美国支持全世界自由事业的承诺中。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是奠定“遏制秩序”的时刻，它团结美国人民投身新的伟大斗争中，反对苏维埃共产主义主导的危险世界。杜鲁门告诉美国人民，“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到来了。世界各民族“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选择”。杜鲁门宣布，如果美国的领导失败了，“我们将会危及世界的和平。”16
然而我们忘记了，就在这一历史性宣言的六天之前，杜鲁门在贝勒大学发表了同样振聋发聩的一次演说。在那里，杜鲁门谈到世界必须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灾难的教训：“随着30年代每一场经济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的悲剧后果越来越明显。从实施霍利、斯穆特提出的关税政策开始，世界齐聚渥太华，实行帝国特惠制；渥太华会议之后，纳粹德国采取了某种精致而具体的限制措施。”杜鲁门重申美国对“经济和平”的承诺，具体包括削减关税、促进贸易投资的规则和制度等。他指出，在解决经济分歧的安排上，“必须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从而找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冲突将会归化在一个由多边规则、标准、保护和争端解决程序组成的铁笼子里。杜鲁门认为：“这就是文明共同体之道。”17
“遏制秩序”可谓世人皆知。它是二战结束不久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美国官员力争了解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意图。二战结束早期，少数“智者”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全球挑战做出了一贯而符合理性的回应。18遏制主义成为数十年间表述美国外交政策透明度及其意图的核心概念。19在随后数十年间，诸多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建立在遏制倾向的基础上。世界走向两极对峙、核武器大规模发展和技术进步、两种扩张性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所有这些情势都赋予处于核心的“遏制秩序”生命力，后者也因此得以巩固。20
相比而言，西方秩序的理念、政策更为分散和广泛。西方内部的议程并非明显是一个专为推进美国安全利益而设计的“大战略”。其结果是，冷战期间，这一议程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次要战略，是经济学家和美国商业的专注领域。支持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经济合作的政策和制度是典型的“低度政治”事务。但是，这是一种历史错觉。西方安全建立在如下复杂多样的理念基础之上：美国的安全利益、引发战争和经济萧条的因素、战后政治秩序所拥有的适宜而有利的基础，等等。尽管“遏制秩序”使之相形见绌，但西方工业化国家间秩序的理念却更扎根于美国经验和对历史、经济学和政治秩序来源的深刻理解之中。
美国思考战后西方秩序的*基本信念是，导致世界萧条和将世界分裂为相互竞争集团的、封闭而专制的地区分隔应彻底打破，并代之以开放、无歧视的世界经济体系。在一个封闭和排他性经济区组成的世界里，是不可能存在和平与安全的。自由多边主义的挑战者，几乎存在于发达工业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德国和日本当然是*公开和敌对的挑战者。两者都寻求进入现代工业时代的危险道路，即将专制资本主义和军事专政、强制性的地区独裁结合起来。但是，英联邦和帝国特惠制也是对自由多边秩序的挑战。21仓促起草的《大西洋宪章》代表了美国力争英国人接受自由主义民主的战争目标的意图。22这一关乎原则的联合声明强调：自由贸易，国家在平等基础上获得原料，在经济领域进行经济合作以提高劳工标准、雇用安全和社会福利。罗斯福和丘吉尔意在告诉世界他们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这些教训从根本上讲都关乎如何恰当地建构西方世界经济。不仅对美国的敌人，对美国的朋友也要进行改革并平等对待。23
罗斯福希望用《大西洋宪章》来换取英国不将战争用于获取领土和坚持经济帝国主义的目的。他这样做的部分意图是，防止重复出现他所认为的一战后严重伤害和平的情势：在美国不知晓的情况下达成联合阴谋和秘密谅解，从而削弱了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效力。此外，罗斯福也希望在美国依旧处于强势之际，寻求尽早与英国就战争目标达成协议。这也是罗斯福及其他美国官员从威尔逊的经历中吸取的教训。24
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是希望将欧洲民主国家锁定在一个开放、接受管理的战后秩序上。罗斯福与国务院许多官员共同持有的看法是经济封闭和歧视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政治冲突和不稳定、*终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开放而稳定的经济秩序对确保战后和平至关重要，这些看法日后也得到了杜鲁门的回应。25这是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著名的共和党外交政策专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赞成《大西洋宪章》及其关于战后世界的侧重点，即允许“没有帝国主义的增长”，佐之以“致力于普遍福利的国际机构”，并在每个国家建立确保经济逐步开放的“常规程序”26。在1944年的大选中，民主党战后外交政策委员会重申对“稳定的、相互依赖的世界”的承诺，呼吁美国战后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防止军事侵略、扩大国际贸易、确保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27
当然，遏制秩序并非在战时刻意规划而成，它的出现也不完全在意料之内。尽管丘吉尔和其他英美官员已经开始怀疑苏联的战后意图。直至1945年3月逝世，罗斯福一直相信他能够对付斯大林，为美苏参与全球国家间关系之合作管理的战后秩序来开辟道路。28正如惠勒—贝内特（Wheeler-Bennett）和尼科尔斯（Nicholls）指出的：“战争伊始，在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参战国之时，他就设想建立致力于和平、塑造战后世界的苏美伙伴关系。其后当它们成为并肩战斗的盟友之时，这一想法得到了巩固而不是削弱。苏联和美国被选派担任超级警察的角色，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监管东方和西方……罗斯福总统始终相信，只有他本人能够创造这种被视为不可能的奇迹。”29
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一系列峰会上，盟国领导人力图协调他们的军事行动，就安排条款——包括领土问题、德国的处理、战后国际和平维护组织的形式——进行谈判。直至雅尔塔会议，罗斯福的目标是将盟国胜利者发展为大国维持和平组织。英国和中国可以加入苏联和美国的行列，它们将基于地区责任实施和平。30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理念建立在大国维系合作的能力基础之上。战争结束之际，立即出现了不和谐之声。随着世界大战转为冷战，两大战后安排开始成形。然而，即使与苏联合作的前景趋于黯淡，美国促进稳定经济开放的议程——这是铭刻在《大西洋宪章》中的承诺——依旧是战后秩序建设的核心。1947年之后，它成为西方民主国家所追求的议程，范围因而变得狭窄了。美国更直接地介入其中，实施了精心规划的制度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