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国史通论

西汉盛世之真相《史记·平准书》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后绌耻辱焉。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兼并总是行于民穷财尽之时的，果真人给家足，谁愿受人的兼并？又谁能兼并人？然则《史记》所述富庶的情形，到底是真的呢，假的呢？从前有人说所谓清朝盛时的富庶，全是骗人的。不然为什么当时的学者如汪中、张惠言等，据其自述未达之时，会穷苦到这步田地，难道这些学者都是骗人的么？我说两方面的话，都是真的。大抵什么时代都有个不受人注意的阶级，他就再困苦煞，大家还是不闻不见的。所谓政简刑清，所谓人给家足，都只是会开口的、受人注意的阶级，得些好处罢了。所以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晁错也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观此则《史记》所谓人给家足，是什么人，什么家，就很可以明白了，何怪其有兼并和被兼并的人呢？然则《汉书·刑法志》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这所谓禁网疏阔，就是《史记·平准书》所谓网疏；断狱四百，并非天下真没有犯罪的人，不过纵释弗诛罢了。所纵释的是何等样人，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历代的放任政策，其内容，是包含着无限的丑恶的。武帝用兵不经济秦始皇的用兵，已经很不经济，汉武帝更其专信几个椒房之亲，家无法度，以致总算起来，总是败北的时候多，胜利的时候少（细看《汉书·匈奴列传》可见。伐大宛这一役，尤其是用兵不经济的确证。汉朝用兵，所以结局总获胜利，是由于这时候中国和外国的国力，相差太远，并不是用兵的得法。这种用兵，结局虽获胜利，毕竟是以*大的劳费，得*小的效果的），就使胜利，也所得不偿所失。这种用兵，实在一无可取。中国大有可为的时代，就给这两个人弄糟了的。然而后世，反很多崇拜他、原谅他的人，可谓徼幸极了。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大夫皆慷慨喜功名。以当时中国之国力，如得严明任法之主而用之，所立之功，虽十倍于汉武可也。汉武严而不明，任喜怒而不任法，置宿将而任椒房之亲；又任严酷之吏，以深文随其后；虽能摧匈奴，通西域，县朝鲜，平两越，开西南夷，实当时中国国力与四夷相去悬绝，有以致之。计其所失亡，中国转远过于夷狄，盖国力之浪费者多矣。汉武帝这个人……太“不经济”。他所做的事情，譬如“事四夷”“开漕渠”“徙贫民”，原也是做得的事。然而应当花一个钱的事，他做起来总得花到十个八个。而且绝不考察事情的先后缓急，按照财政情形次第举办。无论什么事情，总是想着就办，到钱不够了，却再想法子，所以弄得左支右绌。至于“封禅”“巡守”“营宫室”“求神仙”，就本是昏愦的事情。……文景以前，七十年的畜积，到此就扫地以尽，而且把社会上的经济，弄得扰乱异常。这都是汉武帝一个人的罪业。然而还有崇拜他的人。不过是迷信他的武功。我说：国家的武功，是国力扩张自然的结果，并非一二人所能为。以武帝时候中国的国力，傥使真得一个英明的君主，还不知道扩充到什么地步呢？“汉武式”的用兵，是实在无足崇拜的。武帝对外多出侈心汉武的武功为后人所称道，然在当时，有用兵的必要的，实则一匈奴。而汉武的用兵于匈奴，殊不得法。真所谓以*大的劳费，得*小的效果。其余诸地方，则都是出于侈心，并无为国为民之念。（一）西域之通，起于张骞的招致大月氏，原欲与之共攻匈奴，以节省中国的兵力财力，然自张骞还后，月氏之不能共攻匈奴，事已明白。招致之谋，便可放弃。谋通其余诸国，更无理由。（二）然《张骞传》说，“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而兵弱贵汉财务。“其北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则“可以赂遗设利朝”，“诚得而以义属之，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则非复原意，而动于侈心了。（三）*后的征大宛，则又动于意气。（四）而如本篇（编者按：即《汉书·西域传》赞）所述，好致奢侈之物，亦未尝非其一原因。这都是很无谓的。所以当时的文治派，无不加以反对，踊跃赞成的，都是有野心的武士浪人一流。或谓武帝之事四夷，一时虽劳费，从久远的立场上论，则实有为国家开疆拓土之功。此亦似是而非。真正的开拓，必以民族的淳化为前提，而民族的淳化，全系社会之力，好大喜功的开拓，实在无甚助力，即使有之，亦功不补罪。武帝专用椒房之亲秦皇、汉武，世多并称。其实始皇用兵，颇有为中国开疆土绝外患之意。其用人亦能持法，所任皆宿将（章太炎说）。至汉武则徒动于侈心，欲贵其椒房之亲耳，卫青和柔自媚，天下无称；霍去病少而侍中，贵不省士。所任如此，犹能累奏克捷，则以其兵固强，投之所向，无不如志也。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如霍去病，《史记》称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就不能大举。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之多，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至于其通西域，则更是动于侈心。他的初意，是听说月氏为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滨，要想报匈奴的仇，苦于无人和他合力，乃派张骞出使。张骞回来后，知道月氏已得沃土，无报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达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广大，以为招致了他们来朝贡，实为自古所未有，于是动于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国。汉世尚武之风西汉所行的，是民兵之制。人民都有当兵的义务。……秦朝和西汉时代，有一种特色，就是“这时候，去古未远，人民尚武的性质还在，无论什么人，发出去都是强兵”。（巴蜀等一两处地方是例外。）所以秦朝的用兵，不论骊山的役徒，闾左的百姓，都发出去战守；汉朝也有所谓“七科谪”（张娄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见《汉书·武帝纪注》）、“弛刑”、“罪人”、“恶少年”、“勇敢”、“奔命”、“伉健”……这都是未经训练的人。然而发出去，往往战胜攻取。将帅里头，也极多慷慨效命的人。（譬如后汉的班超，又如前汉的李陵，以步卒绝漠，这是历史上只有这一次的事情。）有这种民气和民力，傥使真能利用，中国的国力实在可以扩张到无限。偏遇着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人，把民力财力大半消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面。汉世所用之兵出于民兵以外。用此等兵日多，则民兵之用日少，而人民右武好斗之习日以衰矣。当是时，贾人、赘婿、刑徒、谪吏惟所用之，无不如志。以卫青之柔懦，霍去病之骄恣，犹能绝汉以立大功，岂有他哉！其众强也，举国皆兵之流风余烈亦可见矣。李陵提步卒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弭虎口，横挑强胡，诇之往史，莫之能再，汉之负陵则深矣。而陇西士大夫犹以李氏为愧，路博德羞为陵后，而不闻有羞与卫、霍、贰师伍者。距封建之世近，民尊君亲上之心亦非后世所逮也。使汉武能以法任人，善用其众，国威之遐畅岂值如两汉之已事哉！汉对西域控制不可高估循名责实，是一件*紧要的事情，不论什么事情，不察其实，总是要吃亏的。……东西洋的交通，自古以来，即有海陆两道，在近代新航路发现以前，中西文化的交流，由陆道者实较多。……中西文化的交流，新疆自然是*大的孔道。以政治论，中国似乎自汉以后，总控制着新疆，其实西方人在东方政治上活跃者亦不少，不过不大受人注意罢了。……中国人每自夸其同化异族能力之强，其实此语亦嫌笼统，中国人所同化的异族固多，被异族同化的，亦何尝没有？朝鲜、越南，在中国统治之下都颇久，中国何尝能将其民族同化？这亦不是说中国人没有能力。中国人同化异族之力，确是相当大的。然人总是人，其能力之大，总有一个限度。西域的政治，被中国控制逾二千年，然汉人在其地仍系少数民族，其地之文化，仍属于突厥伊斯兰之一圈，此自有其客观的原因，无足为怪。然至今日，则客观的条件，渐渐变了。所以在今日，正是中国文化向新疆推进的好机会。不过当以推进文化为主，不可再以新班超等主义，视政治之力为万能。而要推进自己的文化，并当先认识他人的文化，明白其真相，承认其价值，不可盲目的抱着一种优越感，而反陷于无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