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

小时候，父亲带我爬泰山。到了十八盘，我们停下来休息，父亲让我背诵苏轼的名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父亲告诉我，苏轼讲的是庐山，泰山也是一样。从不同角度看上去，泰山就会呈现不同的模样。泰山是同一座泰山，而横看侧看、远观近观，却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只会看到泰山的一种姿态。我们站在这十八盘，看到的是泰山的一副样子，却看不到泰山的其他模样，也看不到泰山的全貌，因为我们自己站在泰山之中，是从泰山之中观泰山。 苏轼诗中蕴含的道理，对于社会研究和社会研究人员也是适用的。每个社会研究者都是从社会之中来观察社会的，每一次观察都是一个特定视角的观察。可能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也可能存在一个完整的社会图像，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个人似乎是无法察其全貌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不同的观察视角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一个视角所观察到的东西，是其他视角观察不到的；这个视角所见所察，可能就是一个全新的图像，引向一个全新的意象。一个全新的意象意味着创新。 文化为观察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为理解和诠释事实提供了不同的图式。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实践共同体的共同背景知识。诚然，不同文化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因为所有文化中的成员首先都是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之间也存在诸多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使得观察者有了不同的视角，得以从不同侧面去观察社会事实。正如苏轼诗中所言，同样是一座山，一个观察者从一个角度去看，看到的是陡峭的山峰，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到的则是延绵的山岭。山依然是山，没有变化；变化的是观察者的视角。正因为如此，文化是一个无限宝藏，多种文化是多种无限的宝藏，为人们观察大千世界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视角，也因之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思想驰骋和理论创新的无限可能。 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世界上有着许多社会，这些社会也有着很多相同相似的地方，比如权力、权威、制度、规范、规则在每个社会都是存在的，即便是*原始的社会，也有这些基本的要素。否则，社会就无从谈起。但是，怎样认知这些要素、怎样理解这些要素、甚至怎样建构这些要素，不同社会却有着不同的方式。并且，这样的认知、理解和建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或是文化体的背景知识。文化体的背景知识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和实践过程中生发、形成、积淀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成为这个文化体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这个文化体的定义性要素，塑造文化体成员的思维、行为、言语和表述。因此，世界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使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文化体成员对社会事实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与其说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不同视角的问题。 我将文化界定为共同背景知识（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可将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之中的观点。恰恰相反，我以为，这两种知识是一体两面、互存互涵、相辅相成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学派（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pproach）认为，社会理论建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表象知识偏见，强调表象知识的重要意义，忽视背景知识的根本性存在。这在一方面是正确的，因为表象知识，比如理论，长期以来好像是唯一具有显著性意义的知识，背景知识似乎也被完全忽略不计。但是，实践学派的学者在另一个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谬误，因为他们将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对立起来，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就产生了严重的误导。 表象知识是深嵌于背景知识中的人所生产出来的。学者生产表象知识，但学者首先是实践共同体的成员，长期浸沁于这个共同体的背景知识之中。表象活动是一种实践，与工人生产和外交官从事外交，在实践意义上是一样的。所以，生产知识、创造理论是实践活动，反映的是表象知识生产者深嵌于其内的文化体的背景知识。如约翰·塞尔（John Searle）所说，背景知识是使有意图功能成为可能的非意图和前意图能力，所以，表象知识是从背景知识中生发出来的。据此，背景知识和表象知识是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知识生产者不可能凭空臆造知识，他所生产的知识必然是与他生长于其中的背景知识密切关联的。背景知识具有本体优先的地位，是表象知识生发的土壤；同时，表象知识所表征的、所显现的和所强化的也正是背景知识中的重要内涵，并且会反过来影响背景知识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立、非互斥的相互依存，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体两面。 基于文明的文化为观察社会现象提供了*重要的意义视角。两个文化体之间的距离越远，就越是可能提供不同的观察和诠释视角。这是因为两个物理距离较远的文化体比较可能在背景知识方面具有更多的差异。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这些文化背后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物理距离和条件的不同在长时期内导致了文化体背景知识的差异。如果我们将文化定义为共同背景知识，如果不同文化体的背景知识存在差异，那就为观察和理解社会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这些不同视角为社会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因此，文化资源很可能成为社会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在国际关系学科，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从他们的背景知识中发现并提炼重要概念和思想要素，激发了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也因之创造了有意义的理论。然而，非西方文化作为知识生产的丰饶资源，至今依然大致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