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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rist讲述道： 我**次做回归还是在1979年的夏季，彼时我是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一名介于大一和大二之间的学生。作为一名研究助理，我为Alan Meltzer和Scott Richard工作，他们是在位于我家乡匹兹堡附近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的老师。那个时候，我仍然对将来在特殊教育方面的职业生涯充满憧憬，因此计划像前一个暑期一样，作为一名勤杂人员到州立精神医院工作。但是经济学课程101却使我陷入深思，也使我看到，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上，一个研究助理的可支配时间和工作条件要比一个医院勤杂人员好得多。我这个研究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数据收集和回归分析，虽然那个时候我压根不懂回归，甚至也不大了解统计知识。 那个夏天我所从事的论文（Meltzer和Richard，1983）试图用GDP中政府支出比例作为对民主政府规模的衡量，将其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建立联系。大部分收入分布都会显示出一个右偏的长尾，这表明平均收入会大于收入的中位数。因此一旦不平等加剧，会有很多投票者发现他们低于平均收入水平。那些收入处在中位数和平均值之间的人们会因为自己收入水平相对于平均水平的下降而愤怒，于是就与收入低于中位数的人们联合起来投票支持劫富济贫的财政政策。于是政府规模扩大。 由于穷人的投票率比较低，所以我没有觉得Meltzer和Richard的论点总是成立，但当时还是被他们的基本理论所吸引。我还记得曾与Alan Meltzer就政府对教育的支出是否应该归类为公共品（那些对全社会所有人都有益并且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的商品）还是公共供给的私人品——一种类似于福利的社会再分配形式，进行过争论。你可能会说，这个研究项目标志着我对教育的社会收益的*早兴趣，的确，后来在Acemoglu和Angrist（2000）中，我以更大的热情和更深刻的领会重新回到这个主题。 时至今日，我把Meltzer和Richard的研究理解为使用回归以发现和定量分析令人感兴趣的因果联系的一次尝试。不过在当时，我纯粹是一个回归机器。有时候我甚至发现研究助理工作令人沮丧。在只与老板以及偶尔与那些不怎么会说英语的卡耐基-梅隆大学博士生的交流中，日子飘然而逝。这项工作*好的地方就是能和Alan Meltzer一起共进午餐，Alan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富有耐心和天性纯良的导师，在我们一起分享便当里的食物时他很乐于谈天（由于Alan吃的很少，而我又吃的太快，所以这种时间总是持续很短）。我记得，曾经问Alan他是否对把时间花费在寻求回归结果上感到满意，因为那之后只不过是很多双面加宽绿色条的论文而已。他大笑，然后说这是他*愿意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