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讲宋诗课

**讲阅读背景 莫砺锋讲宋诗课 宋诗风貌鸟瞰
自从产生宋诗以后，唐诗和宋诗便成为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个典范。宋以后的诗歌虽然还在继续发展，但再也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元、明、清的诗坛上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也有时学唐体、时效宋调的现象。那么，唐、宋诗的主要差异是什么呢？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又何在呢？清人蒋士铨的《辩诗》对此作了简明中肯的回答：
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变出不得已，运会实迫之。格调苟沿袭，焉用雷同词？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欣赏宋诗，先对有关的情况作一些说明。 一宋诗的时代和社会背景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宋王朝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在立国之初就定下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文臣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即使是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这些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君权，另一方面也使士大夫的主体意识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参预国事，议论政治。“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这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宋代的理学往往被今人看成是封建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其实除了南宋的*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在宋代并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理学思想实为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不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而且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论学。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大多怀有自觉的卫道意识，并且积极地著书立说以弘扬己说。在北宋后期，即有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又有旧学内部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到了南宋，有朱熹与二陆之争，又有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的文集，几乎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有时这种议论甚至旁溢到诗歌中去。
由于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又由于宋代的诗人主要由士大夫组成，所以宋代诗人比前代诗人更加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他们在整体上对“文以载道”的观点表示认同，他们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宋诗*重要的主题。当然，上述情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宋诗的说教意味和头巾气比较浓厚，这对宋诗的审美价值有所损害。
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的成绩远迈前朝。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到宋代才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种类和数量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监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之外，民间的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学媲美。这样，宋代诗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唐代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时不无自矜之意，因为那在唐朝是较罕见的现象。然而到了宋代，读破万卷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都堪称学者型的诗人。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诗人更善于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和运用典故。当然，诗人的学者化倾向对宋诗也有不利影响，书卷气的增浓往往与生活气息的变淡相伴随，当严羽指责宋人“以才学为诗”时，他无疑已认识到这种影响的严重性。
对宋诗影响*大的时代特征无疑是宋王朝始终面临严重边患的局势。“积贫积弱”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宋代的历史真相，但宋代的国势不如汉、唐那么强盛则是不争的事实。北宋开国之初，北方被石晋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归辽人统治，而南方曾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州一带已属于越李朝的版图。到了南宋，更是偏安于淮河、秦岭以南的半壁江山。宋王朝为了防范叛乱而采取的限制军人政策极大地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以至于和外族作战总是败多胜少。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宋帝国内部虽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经济也相当发达，但由于对内的冗官冗费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农民负担沉重，朝廷的财政也常常捉襟见肘。所以宋代面临着沉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对这种形势忧心忡忡。
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诗人很少用诗歌来歌颂国家的富强和朝廷的盛德，也使他们在表达个人抱负时比较拘谨、收敛。像李白高唱“国容何赫然”（《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六）的颂扬国势，杜甫自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豪情壮志，在宋诗中是找不到的。王安石是宋代政治自信心*强的诗人，他自述其志也只是说“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口气远不如李、杜之狂傲。后人读宋诗时，很容易感受到严谨、平实、细密、深沉等特征，却难以发现唐诗的那种天马行空、气冲斗牛的昂扬气概。或者可以说宋诗的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诗的潇洒浪漫气息。这都与宋人心头沉重的忧患意识不无关系。
上述情形对宋诗*有积极意义的影响是爱国主题的高扬。在很早就建立了统一政权的中国，爱国主题是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由于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代人民对爱国主题的呼唤更加迫切，所以此类主题每逢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便会放射异彩，从屈原到杜甫的文学史实已经昭示了这种规律。宋代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三百年间外患不断。汉、唐都亡于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而北宋和南宋却亡于外族入侵。这样，宋代的诗人就势必对爱国主题给予格外的重视，他们以慷慨激昂的战歌和沉郁悲凉的倾诉使宋诗的爱国主题大放异彩。宋代爱国诗歌的意义不止于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心声，更在于它以文学的形式维护了民族的自信和尊严。“集中十九从军乐”（梁启超《读陆放翁集》）的陆游诗和文天祥大义凛然的《正气歌》，为宋诗赢得了永远的光荣，这实在是得益于宋代烽火连绵的时代背景的玉成。 二宋诗的思想文化背景
儒、道、释三派是中国传统思想*主要的组成部分，虽说早在唐代就已有了“三教论衡”的现象，但它们真正在思想层面上融为一体却是宋代才实现的。北宋建立以后，一反前代北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采取了保护、鼓励的措施。在晚唐、五代受到打击的各种佛教宗派重又兴盛起来，其中*为流行的则首推禅宗。虽说禅宗的某些思维模式已被宋代的儒学——理学所吸收，从而不再具有理论优势，但禅宗本身也采取了更加主动地吸收儒、道两家思想并力求适应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态势，从而使士大夫在接受禅学时的心理障碍消除殆尽。所以宋代士大夫的习禅、信禅成了随处可见之事，即使是口头上仍然排佛甚力的理学家其实也颇倾心于禅宗，更不用说与禅师交往密切的苏轼、黄庭坚等人了。
上述思想背景对宋诗有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以禅喻诗的流行便是一个显例。然而*深远的影响则是通过创作主体的中介而发生的，那就是它引起了宋代诗人的人生观和审美情趣的转变。禅宗原是充分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越发将禅的意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宋代的禅宗进一步从注重外部事功转向注重内心修养，它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与此同时，儒学思想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代理学家虽然并不否定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部事功，但他们*注重的却是诚意正心之学，所以对四书的重视竟凌驾于五经之上，而对日常人伦中的“孔颜乐处”的追求便成为人生的*高境界。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诗人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他们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使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成为互相排斥的两极。宋代诗人大多走了经科举考试而入仕的人生道路，入仕以后也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他们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高目标，他们善于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深入人心，结盟结党的做法为大家所接受。宋人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而且都应受到理性和道德的节制。于是，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宋人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人在事业顺利时并不“仰天大笑出门去”（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在命运坎坷时也很少“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孟郊《赠别崔纯亮》）。王安石拜相之日即惦念着“霜筠雪竹钟山寺”（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相业正隆时又追忆“江湖秋梦橹声中”（《壬子偶题》）。苏轼暮年贬往荒远的海南，却并不戚戚于个人忧患，食芋饮水，吟诗作文，实现了平生创作的*后一个高潮。与唐人相比，宋代诗人的生命范式具有冷静的、理性的、脚踏实地的特征，呈现为一种超越了青春躁动阶段的成熟状态。与唐诗相比，宋诗的情感强度稍嫌不足，但思理的深刻则独臻高境。宋诗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
与此同时，宋人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雅俗之辨的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洁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超然台记》）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题意可诗后》）这两位宋诗的代表作者的话，正是宋代审美情趣的体现。
在古代，诗一向被认作*高雅的艺术殿堂，凡俗的题材和语言在诗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即使在诗国疆域极为广阔的唐代，除了杜甫、韩愈等少数诗人外，诗坛对平凡、琐屑的题材是不甚注意的，也不允许俗字俚语进入诗歌。然而到了宋代，诗坛风气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俗字俚语不再受到诗人的排斥，苏轼认为：“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见周紫芝《竹坡诗话》）在苏、黄等人的诗中，俗字俚语大量入诗，到了南宋杨万里更是满纸俗语。其次是平凡琐屑的题材开始受到诗人的青睐。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诗人们把审美的目光投向生活的每个角落。虽然梅尧臣的尝试有时不很成功，例如他写“有鸦啄蛆”之诗便缺乏美感，但继之而起的苏、黄等人则*大程度地使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内容升华进入诗的境界，从而为诗国开拓了更广阔的题材领域。
应该注意的是，宋诗的上述转变并不是由雅趋俗，而是“以俗为雅”。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都曾提出“以俗为雅”的命题，所谓“以俗为雅”就是以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和更为敏锐的审美趣味去审视世界，从而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或者以雅对俗的超越。在古代诗人的心目中，庸俗的趣味是诗歌的大忌。然而宋以前的诗人主要是通过回避俗来达到雅，那事实上是一种作茧自缚的消极态度，因为那样势必把许多平凡的题材和语言排除在诗歌之外，从而限制了诗歌的表现范围。南朝的诗几乎成为高门贵族的专利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到了宋代，诗人们采取“以俗为雅”的态度从事创作，这不但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同时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真正使诗歌走向民间。只要把苏、黄的送别赠答诗与李、杜的同类作品相对照，或者把范成大、杨万里写农村生活的诗与王、孟的田园诗相对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诗对于唐诗的新变，而实现这种新变的关键正是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 三宋诗对唐诗的继承和革新
自从宋诗以迥异于唐诗的面貌出现于中国诗史之后，人们便把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宋诗与唐诗的关系之上。由于唐诗是诗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由唐诗所奠定的美学风范已经成为历代读者的心理定势，当人们以唐诗为参照坐标来衡量宋诗时，便不免贬多于褒了。两宋以降，对宋诗的一切批评责难几乎都是在这种前提下产生的。所以要想真正领略宋诗的滋味并实事求是地判断其价值，就必须弄清宋诗与唐诗的各种关系。
唐、宋诗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它们赖以生存的文学史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当唐代诗人登上诗坛时，他们面临的形势是诗歌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积累而尚未达到高峰，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正呼唤着诗歌高潮的出现。从建安时代开始，诗人们对五七言诗的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主要是沿着骈偶丽辞与声律谐和两个方面进行的，从曹植、陆机到沈约、谢朓，诗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暗中摸索，筚路蓝缕。等到南朝后期及隋代，五七言诗距离格律化只有一步之遥了。同时，诗人们在题材内容方面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开拓。建安诗人用力描摹社会画面，正始作者着意刻画内心律动，这两种取向基本涵盖了诗歌所能表现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这两大领域。如依具体题材而分，则乐府诗、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田园诗、山水诗、咏物诗、拟古诗乃至玄言诗、宫体诗都已出现，五七言诗的题材种类已经大致齐备。然而由于种种局限，先唐的诗歌尚未达到*高境界，先唐诗人积累的丰富艺术经验尚有待于总结、提高。唐代诗人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开创一代新风的，唐诗正是在八代诗的坚实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座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