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讲宋词课

从庙堂到江湖 ——宋词发展的六个阶段 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词史上艺术成就*高、作品生命力*强劲、影响力*深远的词人，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宋代。像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著名词人，不仅光耀一世，而且“衣被数代”。他们的词作，代表着词体艺术的*高成就。而词史上*为传诵、*受读者欢迎的名篇佳作，也绝大多数是宋词，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柳永的《雨霖铃》、李清照的《声声慢》、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姜夔的《暗香》《疏影》等，都是历久弥新的经典杰作。宋代还是词调竞繁、词体大备的时代。现存宋词21085首，所用词调多达881个，其中只有100多调是沿用唐五代的旧调，其余700多调都是宋人创作的新调。其创调之丰富，用调之繁多，在整个词史上雄居高峰，前无古人，后无继者。明清人填词所用调，基本上是沿用唐宋人所用之调，自度新声很少。不同的词调，具有不同的声情韵味。词调词体的繁富，使得宋词的审美风貌和艺术韵味也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宋词的风格流派，如百花齐放。因为宋代词人自己没有明确提出或标榜什么流派，故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会有不同的看法。既有四派之分，又有八派之说清人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将宋词分为四派：“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磐，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今人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将宋词分为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婉约清新、奇艳俊秀、典丽精工、豪迈奔放、骚雅清劲、密丽险涩八派。。在20世纪影响*大的，是“婉约”、“豪放”两分法。*早提出这两分法的是明人张綖。他在《诗余图谱·凡例》附识里说：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 清初王士禛《花草蒙拾》又将二“体”改为二“派”：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这两分法原本就有局限，而且仅仅是说宋词有这两派，并没有说宋词只有这两派。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两分法却一度被奉为圭臬，所有的宋代词人都被纳入这两派之内进行归类划派，非此即彼。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后来遭到批评和非议。现在论述宋词流派者，一般不再局限于这两分法，而是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 宋词是词史上的高峰，但并不是一步就走向辉煌，而是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以下试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来分期考察宋词的发展演进。两宋三百余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这里之所以把宋词的**代人群（宋词发展的**阶段）从1017年算起而舍弃了宋初半个多世纪，是因为宋初半个多世纪词人词作甚少，仅有10余位作者传存词作33首，词坛上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时期。宋词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实以柳永等人走上词坛为标志。李清照《词论》评“本朝”乐章，就是以柳永为开端：“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 **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庙堂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蒿庵论词》），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钦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钦、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他们的实践，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宣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其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晚唐五代词，*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细致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他创作的慢词，数量仅次于柳永，对慢词艺术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张先词又常用题序，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具有一定的“纪实性”。词的题材取向开始由远离创作主体的普泛化情事转向贴近于创作主体的日常生活环境，由因情“造境”转向纪实“写境”。从此，词像诗一样也具有表现创作主体自我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功能。其后苏轼词多用题序，点明词作的时、地、环境和创作动机，就是受到张先的启发和影响。 第二代词人群（1068—1125）的开创 第二代词人群，是以苏轼（1036—1101）、晏几道（1038—1110）、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贺铸（1052—1125）、周邦彦（1055—1121）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此外著名的词人还有王安石（1021—1086）、王观、李之仪（1048—1127）、赵令畤（1051—1134）、晁补之（1053—1100）、陈师道（1063—1101）、毛滂（1064—1121）等。 这代词人的创作历时半个世纪，大致始于十一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代词人柳永、范仲淹、晏殊等已于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去世，只有张先、欧阳修两位词坛老将活到七十年代而亲手传下接力棒。第二代词人中，王安石、苏轼的词创作开始于六十年代。而作为一代词坛领袖的苏轼，其词风直到七十年代，亦即欧阳修、张先行将退出词坛之际，才走向成熟。其他如黄庭坚、秦观、贺铸等，也是到七十年代后才崭露头角。故第二代词人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1068—1125）。 这代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1068—1085），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坛盛况空前。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1100），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就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从社交群体看，这一代词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属之。晏几道、贺铸等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ｍò　ｑí）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属之，他们都曾经在大晟乐府内供职。 就创作时代而言，这两个群体略有先后。大致说来，十一世纪下半叶后三十余年（神宗、哲宗二朝）的词坛，是苏门的天下，周邦彦虽然此期也有名作问世，但笼罩在苏门的光环之下而没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苏轼及黄、秦、晁、陈等苏门中坚词人，在十二世纪的头几年都先后去世，故十二世纪一二十年代（徽宗朝）的词坛，则由周邦彦等大晟词人唱主角。虽然李之仪、赵令畤、毛滂等苏门词人仍在继续创作，但力量和影响都难与周邦彦等抗衡。 虽然此期词坛分为两个交际圈，但词风并非只有两种，而是百花齐放、百川争流。就苏门而言，苏轼独树一帜而开宗立派，但师法其词的仅有晁补之、黄庭坚两人。秦观另辟蹊径，俊逸精妙，自成一体，并不恪守师承而为苏轼所囿。李之仪、赵令畤等标举“花间”词风，继续用小令建构他们的词世界。 本不属苏门的晏几道、贺铸，更是“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晏词构筑的是一个纯真执着的恋情世界，并把令词的艺术推向高峰。贺铸词豪气与柔情并存，时如豪侠硬语盘空，时如少女软语呢喃，各种风情韵味并存于一集。词集名《冠柳集》的王观，似乎有意要与柳永一争高低，宋人王灼说他“才豪”气盛，“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碧鸡漫志》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