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城乡中国”的交往叙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研究)

　　《“城乡中国”的交往叙事：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研究》：　　如果我们觉得小说的叙事不无“苦难叠加”现象的话，那就是小说情节（plot）所展示“情”在时间变化中的因果关系。其因是个人奋斗，其果为个体死亡，至此，作为“人伦之情”在现实生活中的终结，成为一种悲剧。不过，整部小说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为题，但在小说令人唏嘘的结尾里，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奋斗在城市里的“涂自强群体”的悲剧性审美概括。“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是涂自强很要好的女友采诗赠予他的分手诗。涂自强不想与人分享，也不期望别人帮他承担，他以生命透支的方式维持了他短暂的一生。在悄无声息地离开前，他并无怨言，认为命运对他并没什么不公，只是觉得母亲可怜，母亲没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就没有了人生的支柱。这是他唯一的遗憾。在这里，作家写出了乡村个体作为追梦者梦碎的过程。读到这里，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个人奋斗”的细节。在铜城大牙湾煤矿里，家境贫寒的孙少平以个人的勤奋耐劳，一个月下来“挣了一摞硬铮铮的票子”（一百三十元），而与他同时下矿的高干子弟，四五个人的工资合起来不及他一个人的多。无以维持生计又不想出苦力的高干子弟（下放干部的农村身份子女），将自己高档皮箱、手表以及蓝涤卡衫折价卖给了孙少平。以此，少平证明了自己“绝不是没有出息的人”。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孙少平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了“勤劳致富”和“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同样，涂自强也试图通过相同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城市里自食其力的一员。但是，因身心透支，涂自强过早地离开人世，而被接到城市的母亲，虽然处处留心，谨小慎微，但在做零活时多次被辞退和被哄骗后皈依菩萨。淳朴的乡村生活方式和道德自律面临着一系列难题。　　在整部小说里，我们看到，方方也更多地将情感倾注于母亲和乡村社会对涂自强的包容，以及村人对他走向城市的支持甚至羡慕。真正进入城市后，涂自强面临的难题是：除了出卖自己的体力和时间外，他一无所有。在宿舍里，他主动帮舍友洗衣服，抄笔记，以弥补无偿赠予（电脑、手机等）的愧疚，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在教室里，他是师生眼中的“好学生”，从不缺课，从没有落下一节课的笔记，但只因一次命运的安排（父亲的病死），便与将来继续深造的机会擦肩而过；在勤工俭学的食堂里，他是勤快的帮手，从不偷懒耍滑，但曾与他同病相怜又惺惺相惜的中文系姑娘，小腿一抬，没有遗憾地坐上了有钱人的高级轿车。所有这一切，他既不怨天，也不忧人，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人的悲伤”。要在城市立足，他只能选择提前预支他的时间和精力，直到将生命完全透支为止。　　应当说，这种悲伤叙事并不是以简单的城乡对立来表达对来自乡村的“涂自强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对城乡经济、文化差异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和生存境遇劣势状态的思考。这种劣势，从竞争的起点就已经注定了失败。涂自强在进入城市之前，学习非常刻苦，但因为家乡经济贫困，教学基础条件落后，落下的咳嗽症状似乎在他身上扎了根，并与之形影相随。也就是说，在小说的叙事中，作者暗含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意义：一个具有先天不足之症的运动员与身体正常的对手竞赛，可能在起跑的那一刻，结局就已经注定。这种悲伤的结局不是涂自强一个人的结局，而是“徒劳自强”的“涂自强们”群体的命定归宿。　　在文本展开过程中，作者的叙述语调始终是冷静的，克制的，没有主观评价，没有跳出文本代人宣言，更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作者对城乡关系中可能出现的融合与进步并非完全悲观。在小说结尾，涂自强舍友内心涌起波澜：“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吗？”文本中，始终认为城乡差距“从来如此”的“赵同学”，终于理解了涂自强的悲伤不是一个人的悲伤，而是包括所有城市、乡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悲伤。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具体的个体，抵达心灵，触及灵魂，城乡融合才有可能，超越由于历史和现实局限造成的城乡隔阂才有可能消除。这该是蕴藏于叙事方式、叙事基调之中的文本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