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财政支出效率与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研究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 随着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的进一步拉开，增长问题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内生增长理论试图解释长期增长的来源，从而探讨各国经济增长*终是收敛还是发散的，如果是前者，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能够逐步追赶发达国家经济步伐，并*终享受经济的繁荣；而如果是后者的话，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无论是传统增长理论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把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只是内生增长理论则进一步打开技术进步的黑箱，将它归因于人力资本等因素。而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能有效推动技术在国家之间的扩散，以及通过反向工程、技术模仿和出口的“干中学”效应加快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这种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Grossman and Helpman(1991)把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到国际贸易领域，强调了贸易对于一国创新和技术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稳态增长率。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出口增长越快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也往往比较高。 但动态比较优势问题依然没有和增长理论的框架很好链接起来，内生增长如何动态影响一国出口结构和比较优势，需要新的分析框架加以处理。为此Redding（1999），Bond, Trask and Wang（2003）的研究是在经济增长的框架中融合了H-O模型，分别从技术进步对两国两个产业机会成本变化，以及物质和人力资本累积对于H-O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动态特征，从而有助于解释东亚的一些经济体，以及其他快速增长经济体是如何在新的高技术产业获得比较优势。其中Redding（1999）的模型考虑每个国家能够生产两者商品——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发展中国家需要考虑从低技术产品进入到高技术产品领域，但发展中国家可能可以通过某种政策干预，使得他能够在高技术产业获得潜在生产率的更快增长。因此比较优势实际上是由过去的技术转换所内生决定的，于此同时这种技术转换也改变了技术创新率。因此他认为遵循自由贸易下现有的比较优势可能会导致福利下降，而一定的政策干预，无论是对干预国还是对于进口国而言，福利都有可能改善。传统增长理论只注重要素累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而忽视了全球化的作用，以及对于类似东亚经济增长高度依赖贸易的这一事实。 通常，在封闭经济内生增长模型中，相对要素供给的收敛将导致人力资本相对更高回报率和人力资本更高的积累率。而与之相反，在开放条件下，通过进口商品可以弥补特定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如果两国要素均等化条件实现的话，本地要素回报率就可能独立于本地要素的供给。为此，Bond, Trask and Wang（2003）构建了一个三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包括两种可贸易商品（消费品和投资品），以及一种非贸易商品（教育产品）。在H-O模型假设下，他们主要分析了当国别的初始禀赋并不在封闭的平衡增长路径上时，要素的丰裕程度如何影响贸易模式。在他们的H-O模型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是内生累积的，当要素价格均等化条件满足时决定了要素累积构成，而当经济体投资转向人力资本时，它可能会更多生产人力资本密集的产品，并同时增加这类产品的出口。国内学者沿用这一分析框架，强调了人力资本累积、企业家才能等因素对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代谦，别红霞，2006；张小蒂和贾钰哲，2012；张小蒂和曾可昕，2013）。这些文献主要沿用要素禀赋理论和内生增长要素累积理论，讨论要素结构变迁对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影响，但忽视了我国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支出效率对于比较优势动态调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