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史:第11版

第十章 国家的成形与解体，约1000—1300 引言 100年前，几乎全部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中世纪历史学家们的职责所在就是将中世纪的主舞台聚焦在欧洲国家成形的问题上。这其中包含了两段过程，这一章就将无声地回顾这两段历程。**段中的国家建立失败了，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导致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野心受挫，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有人认为，正是源于中世纪的这种野心诞生出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终肆虐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第二段中的国家建立成功了，主要包括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中世纪政体，我们不仅会追溯这些现代欧洲国家的起源，还会关注其宪政实践的发展： 如议会、税收、陪审团审判。这些现在都存在于全世界许多的国家。如今，这些19—20世纪历史观中有关中世纪国家建立与解体的观点可能过于激进地认为中世纪是现代国家起源的起点，但也并没有错。这些叙述历久弥真。在中世纪中期，欧洲的国家朝着两种不同的方向演进： 有些分裂，有些统一。 在11—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政权缠斗不休，渐渐分崩离析，弱不禁风。从中还在今日的德语中留下了一个短语“到卡诺萨去”，意思就是“投降”。这层含义记录了一场绵延多年的冲突中的一刻： 1077年，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衣衫褴褛、赤着双脚站在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位于卡诺萨的城堡外的雪地中，祈求教皇格里高历七世(1073—1085年在位)的原谅。经过卡诺萨这段之后，亨利四世卷土重来，不过那一天的戏剧场面(他与格里高历七世一冷一热，一个卑微赎罪，一个高高在上)预兆着中世纪中期皇权和教权的未来。皇帝的权力日渐衰弱，而教皇的权力日渐强大——起码有一段时间如此。卡诺萨事件之前，日耳曼国王(或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过这个称谓直到12世纪才被人常规使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强大的国君。他的权力不光笼罩着日耳曼国家，还延伸到意大利半岛的北部和中部，既管理俗世事务又插手宗教事务。200年后，日耳曼国家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小国，意大利半岛北部更是沦为一群小“城邦”的碎片拼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只是个名号而已，并没有实际的权力。 就在皇帝和教皇卷入两败俱伤的斗争之时，英国和法国的王室却在极权统一。尽管强大君权出现在英国比法国要早，但是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到14世纪早期时，英国在限制王权方面比法国走得更远。18世纪时西欧两大天差地别的政治体制——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和法国的王权专制——就来源于中世纪中期。另一个对后世产生持久影响的遗产是在这两个国家出现的帮助英法君主有效施行统治的行政制度。这些制度后来发展成今天通行于欧洲和在政治上继承欧洲的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的制度。在1066年“征服者”威廉得胜之后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英国政府发展成北部欧洲*有效率的政府。税务工作由财务署(exchequer)这个非常复杂的“会计部门”来完成；几乎每天都有王室文秘署(royal chancery)发布的书面王室命令；国内的司法公正由法官、专业律师和王室法院来把持，三者的数量都有了显著增长，尤其是律师。法国的脚步虽然比英国大致慢上半个世纪左右，但其发展路线和英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到13世纪末时，法国的统治阶层已经包括一系列关系复杂的政治和立法机构。 神圣罗马帝国解体 新千年刚开始时，神圣罗马帝国强大而稳固，帝国在*后三任奥托皇帝的带领下战胜了马扎尔人，拓展了萨克森王朝的权力，还见证了具有独特拜占庭特点的文化复兴(皆因公元972年奥托二世和拜占庭公主西奥法诺的联姻)。萨克森王朝很快被取代，新的萨利尔王朝以法兰克尼亚为据地，而萨利尔人立刻在日耳曼国家的腹地建起一个强大的皇权中心。萨利尔皇帝中*伟大的是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他在日耳曼无可匹敌，在教会面前也同样享有权威。他任命的主教、修道院院长都忠诚地为他的帝国野心服务，他甚至还任命了教皇，其中包括教皇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还有几位教皇也心系早期的教会改革。 如第七章所述，教会改革*终导致俗世授职纷争，也让皇权与教权本来轻松的合作突变。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皇帝与教皇间就许多事情发生了歧见，但他们的不合归结起来是两大基本矛盾。首先，谁是头号人物？教皇展望着以自己为首领的西方基督教王国，强调他们才是上帝在一切事物上的全权代表，包括政治和宗教方面。这一教皇至上理论提出，教皇永远至高无上，不过他可以选择将部分政治权力授权给皇帝或国王。皇帝则对这样的论调无动于衷。他们坚持皇帝中心理论，与教皇的理想背道而驰，认为皇帝才应该在自己的王国内统治教会和国家。这是俗世授职矛盾的核心冲突，从11世纪70年代在亨利四世和格里高历七世之间爆发的争端开始，这一矛盾直到1122年《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签订才*终得以解决。第二个矛盾是领土问题： 谁来控制意大利半岛？在中世纪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和皇帝不断协商、耍计谋，甚至争斗，就是为了控制这片富裕却四分五裂的土地。 俗世授职纷争下式微的皇帝权威，约1075—1125 1122年，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向沃尔姆斯派遣特使时，他正代表着自卡诺萨事件以来如日中天的教权。而皇帝亨利五世见到这些特使时，他的权势几乎还不如1077年时的他父亲（见年表7.1)。1077年的卡诺萨会晤时，亨利四世在一触即发的形式下采用了权宜之计，寻求教皇格里高历七世的谅解，终于争回了教籍。这使得他能够寻回支持者，重建自己在日耳曼诸国的权威。几年之内，他就再次开始和格里高历作对，率军前往罗马，*终导致格里高历七世在流亡中悲惨去世。教皇乌尔班二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却前仆后继，持续动摇亨利四世的权威。他们在日耳曼诸国掀起反抗，侵蚀着亨利四世的帝国政府。1106年亨利四世去世时，连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未来的亨利五世都在反对他。 亨利五世的任期相对而言比较风平浪静，但这只是因为他出手比较轻而已。他放弃了父亲试图完全恢复帝权的斗争，他的皇冠已经不那么有分量了。一方面，他无法再依靠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因为他们都越来越倒向教皇这边；另一方面，他对日耳曼诸侯们的控制本来就不强大，现在随着当地统治者渐渐巩固自己对当地的控制和渐渐独立，也就越来越弱了。 亨利五世和父亲一样，试图做一些补偿。他一方面任命了行政官(ministerial)，即让出身低贱的骑士做皇家职员；另一方面和城市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特别慷慨地颁布城市特许令。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没能影响时代潮流。卡诺萨会晤到《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之间那混乱的半个世纪里，日耳曼诸国出现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富有野心的大地主们有了势力，开始建造城堡、扩展领地，并强行夺取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力。他们强迫较小的地主成为他们的封臣，有些还迫使自由农成为他们的农奴。亨利四世无法挽回这种趋势，亨利五世对此也束手无策。 亨利五世在日耳曼诸国的权势在教会改革和地方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渐渐衰退了。同时衰退的还有他在伦巴底的权势。11世纪中期，米兰的贵族和主教都站在皇帝这边，而教会改革派和迅速窜起的“拾荒者”站在教皇这边。两派的强烈斗争困扰了米兰很久，而现在，类似的事情很快在伦巴底发生了。在这场城市运动中，伦巴底市民希望能驱逐亲帝派主教，成立城市自治体(urban commune)。他们和教会改革派结成同盟，239和贵族、主教、皇帝等人展开斗争，成立了几乎独立的城邦。亨利五世的反对毫无成效，到他去世前，他对米兰和其他伦巴底的自治市只有名义上的控制权。 《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签署三年之后，亨利五世去世了，没有留下继承人，于是君权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从那时起，君权之削弱不只是因为贵族的兴起和教权的强盛，另一个原因是“选举”日耳曼国王的传统又被恢复了。公元911年，*后一个加洛林国王去世时，东法兰克的国王就是靠选举来任命的，然而到了萨克森王朝(919—1024)和萨利尔王朝(1024—1125)，这种做法变得徒有虚名。萨克森王朝和萨利尔王朝都强制实行世袭制。尽管在卡诺萨会晤期间，选举制又被重新拾起以限制亨利四世的权力，但是被他成功地打压下去。然而在1125年之后，真正的选举又成了惯例。选举出的人一般都是皇家成员，但可能并不是直系继承人。112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两个势倾一方的家族——萨克森的韦尔夫家族和施瓦本的霍亨斯陶芬家族——开始激烈地争夺王位。一阵喧嚣之后，日耳曼诸侯们的权力都强大了，付出的代价是君权的衰落。 于是，在卡诺萨会晤和《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之间，伴随着俗世授职的纷争、独立城市的兴起和皇帝选举制的恢复，日耳曼诸国和意大利半岛的君权都败给了地方独立自治的热潮。神圣罗马帝国的衰退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