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山:(上下册)

我译《魔山》二十年 杨武能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学德语，受叶逢植等老师影响，才上二年级就尝试给报刊做点儿翻译。拿到几笔小稿费后一发不可收拾，竟动真格开始翻译起正儿八经的德语文学来，四年级时即在《世界文学》以笔名和本名接连发表了莱辛的《寓言八则》等习作。从1961年于这份当时全国唯一能发表译品的刊物露脸算起，至今我做文学翻译已经整整四十五个年头[??迄于我写作此文的2004年。 ]；而翻译托马斯·曼的著名长篇小说《魔山》，则是我用工*勤、收获*丰的后二十年的一件大事。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之后，中国遽然迎来自己的“文艺复兴”，一批规模空前的外国文学出版工程得以实施，其时正在北京跟冯至先生念研究生的我有幸躬逢其盛。其时有人来约我翻译德语文学名著《魔山》。 《魔山》是托马斯·曼继《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又一杰作，于世界文坛的影响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立志非名著杰作不译的我看来，这样一本大书无疑也值得付出劳动和心血。尽管如此，我却未当即应承，原因一是我主要研究歌德，对托马斯·曼不甚了了，再则须一句句读懂并恰如其分地译出的是一部多达千页的巨著，而这位大师有多么难读多么难解，我可是在南大上学时就领教过啦。 “先让我读读原著再说吧。”我既不敢贸然应允啃这块特大的硬骨头，又不肯放过明摆着的干成一件大事的机会，须知并非所有翻译家都能碰上这样的机会。 在咱们中国，德语算小语种，学德语会德语的人尽管千千万万，做文学翻译且信得过者却真是不多。面对这“译者难找”的现实，出版人盯上了我自然不会轻易罢休。我呢，一经涉足《魔山》，就不免受其魅力诱惑，想不进去都不行了。于是便在1983年的春天，从我们研究生毕业后栖身的北京东郊西八间房，出发去攀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并闯入了那家坐落在达沃斯地区的“山庄”国际肺结核病疗养院…… 《魔山》端的是一部大师杰作，其深邃、宽广的意蕴和机智、隽永的语言，令读者有如登临险峰、品尝酽茶，艰难是艰难，苦涩是苦涩，却从中能感受到非同一般的浓烈兴味。在咱们社科院新职工那工棚似的简易单身宿舍里，我全身心投入《魔山》的翻译，初步体会到了《魔山》这部杰作之所以为杰作，也尝到了啃硬骨头的苦辣酸甜。 由春入夏，再经秋冬，一笔笔地书写，一步步地攀登，好不容易译完了引言和**、二章，谁知这时却不得不放下刚刚变得自如的笔：我的人生再次出现了重大转折。重庆四川外国语学院以惜才著名的陈孟汀老院长早盯上我，决定把我破格调回去当学院副院长，我终于不得不离开学习和工作了五年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还不止此，我获得了有着世界声誉的洪堡博士后研究奖学金，终于可以去德国深造，《魔山》的翻译只好终止了。 怎么办？ 几经思索，终于想到一位救星，想到我的一位任职于北师大的师兄，他念硕士时不仅正好专攻托马斯·曼，而且富有翻译经验，译笔上佳。我赶紧登门拜访，说明原委，他欣然接受了原本也应该对他很有吸引力的《魔山》翻译，令我如释重负。 在风光旖旎的德国浪漫之都海德堡，我一住一年零三个月，每天面对的都是歌德、席勒等古典作家，托马斯·曼及其杰作完全置之度外。归国后再到北京已是1985年初夏，心想《魔山》的翻译进行了快两年，该已经完成，便又去北师大拜望我的师兄。不想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大失所望：师兄他一字未译，理由是师嫂对他讲：“这么厚一本书，合同都没签一个，拼着老命译出来了别人不要怎么办！？”师兄自然得听师嫂的不是？于是原物奉还，叫我哭笑不得，有苦难言。 是啊，师嫂师兄也有道理，怎么可以不签合同呢！而且师兄讲不止一次提出过签合同的要求，约稿的出版人都未搭理！不搭理的原因我事后了解到，主要是上海的合作者已与约稿人分道扬镳，当然没必要再继续管闲事；再者，那时候不管是译者或是出版社，大家对签合同与否都还不大在乎。在这个问题上，咱师嫂真可谓思想超前。 拿到原样退回的《魔山》，我赶紧寻思补救办法。突然间，想到了我的忘年之交傅惟慈先生，想到这位大翻译家不是在多年以前，就已成功译介过托马斯·曼的另一长篇杰作《布登勃洛克一家》么！为什么不可以请他出山，再译一次托马斯·曼呢？ 我兴冲冲地拜访家住北京四根柏胡同的傅先生，稍事寒暄便提出了我的希望。不想他却一口回绝，说自己年纪大啦——其实他那会儿刚刚退休，也就六十出头——没兴趣再揽译托马斯·曼这苦差事，该自个儿随心所欲地活着，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旅游旅游，捣鼓捣鼓钱币什么的了。我听了自然失望，现在想来却觉得他是对的：而今已八十多岁的惟慈老哥，不还活得健健康康，潇潇洒洒么！相反，我在北京翻译界的其他几位老哥们儿，尽管有的如董乐山先生年纪还比他轻，不是已经先后走了么。[??傅先生也已于2014年驾鹤西去。 ] 背着厚重如一块砖头的《魔山》原著，我无奈地回到重庆，约稿人的催稿信却接二连三地来了。更有甚者，为了表示事情特重要、特紧急，不少时候干脆就给你发电报。须知，在通讯极不发达的二十年前，按字数计费，需要翻着译电本一字一字查出来才读得懂的电报，其神秘、神圣的意味，其十万火急、不容懈怠的性质，一如皇上的圣旨甚至那十二道金牌！更何况两年前就答应了待我不薄的约稿人，现在又面对他一封封催稿急电，还有什么理由和勇气再推脱和拖延呢？ 于是铤而走险，再闯《魔山》。尽管正当着四川外国语学院的副院长，尽管除了繁杂的行政事务还要教书，我仍然硬着头皮，于1985年底重新开始翻译工作。不过能用于翻译的时间实在有限而又零碎，加之山中的路越来越曲折、崎岖，越来越幽秘、险峻，我吃力地跋涉了快一年，才差不多完成全书的四分之一交稿的日子遥遥无期。 时间转瞬到了1986年春天，不得已只好考虑请人合译；约稿人自然求之不得。 真是十分感激母校南京大学的学长洪天富教授和郑寿康教授。两位慨然应允与我结伴完成《魔山》苦旅，并很快商定了分工：由他俩各译全书四分之一即小说的第五章和第七章，我在妻子王荫祺的参与和协助下再译四分之一即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