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女人:在纳粹占领下的生死与爱情

序 ：巴黎女人 2015 年仲夏的巴黎格外炎热。7 月 19 日，雷雨欲来，我坐在一个临时舞台边等天放晴。台上，一位样貌普通的八旬妇人正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往事。我被吸引住了。她叫安妮特·克拉伊采尔（Annette Krajcer），是法国 20 世纪*为臭名昭著的逮捕行动中极为少数的幸存者之一。1942 年 7 月，法国警方用大巴车将年仅十二岁的安妮特和她的母亲、妹妹一起带到巴黎冬季自行车赛场。这次行动共抓捕了 13000 人，其中包括 4000 多名儿童安妮特她们在这个肮脏不堪且毫无卫生设施的赛场里停留了三天，水米未进。随后， 她们被塞上拉牲畜的卡车，带到巴黎以南 50 英里（1 英里≈ 1.6 千米）的皮蒂维耶集中营。这里条件略好，至少她们能睡稻草铺，并领取些许口粮。然而，两个星期后，她们的母亲被带走了，再也没能回来。安妮特和妹妹丽雅则被带回巴黎，关押在巴黎市郊德朗西市的 拘留营。和她们一起回来的孩子大多没能继续活太久，他们很快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但安妮特和丽雅却奇迹般地获救了。她们的一位表亲恰好在营地工作，他在在押者名单上看到了两人的名字，便设法解救。随后三年，两姐妹藏了起来，战争结束后才得以与她们的父亲团聚。她们的父亲此前作为战俘在德国阿登市的农场劳动。 如今，安妮特再次讲起这段往事。台下的观众大多是老年人，也有巴黎的政要和记者。这段故事*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当时，法国的犹太人被迫向政府报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安妮特感慨，她每天都会想起其余四千个没能像她那样得到亲戚帮助的孩子。 与安妮特一样，在这个天色阴郁的早晨，三十三岁的教师赛佛林·达克（Séverine Darcque）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当年，如果不是得到勃艮第地区一位鳏夫农民皮埃雷特·波沙尔（Pierrette Pauchard）的帮助，赛佛林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近，皮埃雷特刚获得“国际义人”的称号—以色列官方用这一称号表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在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中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皮埃雷特正是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犹太人的法国人之一。赛佛林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也展示了许多法国普通人在“二战”期间是何其勇敢。皮埃雷特至少拯救了五个犹太儿童，并视如己出地将他们抚养大。其中一名孤儿名叫科莱特·摩根贝瑟（Colette Morgenbesser），被皮埃雷特收养时只有十八个月大。赛佛林正是科莱特的孙女，但她也把自己看作皮埃雷特的后裔。 1995 年，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演讲中破天荒地正式承认了法国政府在 1942 年的逮捕行动中犯下的罪行。此后，法国每年都会举行这样的纪念活动。如今，冬季自行车赛场不复存在，纪念活动就在赛场遗址附近的艾菲尔铁塔下举行。1942 年，由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执政的维希政府帮助纳粹占领者逮捕了数以千计的外籍犹太人，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中不乏在法国出生的法国公民。如今，这次逮捕行动的幸存者逐年减少，许多来参加纪念活动的都是他们的子女。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安妮特·克拉伊采尔和赛佛林·达克讲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共同交织成为法国“黑暗年代”的复杂历史。她们用不同的方式表明“过去”尚未过去。但*重要的是，她们的故事也表明了当时艰难的抉择经常需要由女性（特别是母亲）做出，而她们的选择范围又是如此狭小。 历史不断地在今天的法国社会重演，20 世纪 40 年代留下的那些深深的伤疤许多还没有愈合，有些人还担心这些伤疤会被重新揭开。将近八十年后，我在为本书做调研时，还时常有人提醒我：对于许多人来说，那段历史仍是高度敏感的当下，有些人也许不愿向我开口。这种敏感性在今天的法国维希市体现得尤为明显。1940 年法国被纳粹占领后，法国温泉之都维希市成为国家政府驻地。贝当元帅等政府官员当年下榻的酒店如今成了维希市旅游信息中心。然而，当我拜访这里时，年轻的工作人员却对 20 世纪 40 年代这座城市的生活细节所知甚少。1940 年 7 月 10 日，法国国民议会在维希市歌剧院投票赋予菲利普·贝当元帅执政权，从而结束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歌剧院里有块牌匾正是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但当我要求前去参观这块牌匾时，对方却拒绝了我。这块牌匾显示，国民议会的八十个成员用选票“申明了他们对共和国的支持、对自由的热爱和必将战胜德国的信念”。而事实却是，569 名议员就此否决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由此为纳粹占领下继续统治法国的维希政府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我在巴黎遇上了一场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法国人选择在母亲节这天上街反对刚刚合法化的同性婚姻。在这样一个以宽容著称的现代国家，这样的事件略显奇怪，但我却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维希政府时期，母亲节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贝当政权利用这样的场合来加强道德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倾向，强调在一个体面的家庭里，男人是一家之主，女人的位置就是慈祥的母亲。这一时期，低出生率长期困扰着法国，讽刺的是，这正是法国此前欢迎成千上万的外国犹太人前来定居的原因。贝当政府治下，十八岁以下的 1 法国中学女生每周至少有一小时的家务必修课。她们在这些课程中学习简单的制衣、洗衣、熨烫、烹饪、营养和家庭卫生等方面的知识。“二战”期间，法国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革命，试图塑造一个彻底背离共和主义价值的社会。我目睹的这场抗议活动基本上是和平的，警察估计约有 15 万人参加了这次抗议。对我来说，这正是历史在当今法国社会持续的显现。即便是在今天，生育三个以上孩子的法国女性仍能获得不少福利。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试图与一些人谈论他们“二战”时期的经历和家庭生活。许多人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而那些同意我的请求的人一聊起“黑暗年代”几乎都会说：“啊，这非常复杂……”一旦开始对话，就不难发现，这些人或者他们的父母在黑暗年代的选择与他们在**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法国人也称为“1914 年战争”）紧密相关。那场战争的记忆成为法国人“教养”的一部分，战争遗物成为文物，被战争摧毁的城镇的照片获得了几乎神圣的地位，这一切都让法国人对他们的邻居德国保持着深深的不信任。在20 世纪 20—30 年代，法国家长经常教训淘气的孩子：“如果你不听话，德国鬼子就会把你抓走。” 但后来，随着“二次”的进行，巴黎成了一个奇怪的空城，街上基本看不到法国男人或车辆，而其他因素也开始起作用。许多巴黎女人开始积地极回应德国男子。为了获取唯一的食物来源，包括知识分子和反抗者在内的众多女性都在发挥她们的女性气质，来换取她们想要或急需的物品。这些关心外表和时尚的女人有时使用性，有时被用于性。对她们来说，熔化家传的餐具来打造一枚时髦胸针或者买颜料在腿上描摹丝袜的纹路有时比寻觅食物更为重要。 我想在书中讨论的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女人在如此恶劣和困难的情况下做出某种反应。英国特别作战执行部的历史学家福特（M.R.D. Foot）了解当时有多少女人（通常是少女）从占领一开始就帮助男人们逃跑。福特写道：“侵略者经常发现他们不得不完全信任女性。如果没有那些邮递员和管家（几乎全部都是女性）的勇气和奉献，就不可能有逃亡线路。”她们为什么选择用年轻的生命甚至整个家庭去冒险？虽然我知道在战争年代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的选择，但我仍会用“选择”这个词。对于女性来说，选择通常更为复杂：不只是简单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还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有时还要保护她们年迈的父母和公婆。在一次采访中，我的提问突兀地打断了整个采访。我问著名编剧让 - 克劳德·格伦贝格（Jean-Claude Grumberg）是否可以理解他母亲做出的在我看来难以想象的勇敢选择——花钱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一个偷渡人口的女人，后者承诺可以将两兄弟带到更安全的法国南部。保险起见，他的母亲没有被告知孩子们被带去哪里，以防被捕后供出相关信息。格伦贝格*初沉默了，然后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久久地盯着我。 “选择这个词不太恰当吧。”他*终回答。 “选择”这个词确实难以反映他母亲所面临的情况的复杂性——这个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犹太女人于 1942 年生活在占领下的巴黎。她的丈夫被捕了，她的法语说不流利。她被禁止自由活动，甚至不能在炎热的日子里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为她的孩子买一杯饮料。此外，她还要照顾生病的婆婆。 他重复念叨：“选择？你怎么能说这是选择？”但我坚持了我的观点。我澄清这并非是故意冒犯，因为无论这些选择何等令人心碎，被迫做出这些选择的确实常常是女性。 出生在埃及的萨莎·约索皮维奇（Sacha Josopivici）独自带着孩子坐火车从尼斯到法国中部的拉布尔布勒（La Bourboule）市。她希望用伪造的文件为孩子争取到更多的安全。“如果火车停了，我被要求说明个人情况，我很可能无视我的假文件，说我是犹太人。即使这意味着把你（她三岁大的儿子）留给陌生人，但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生活中这样的时刻并不多。”4 她对儿子说。不过她*终没有被迫做出这个选择。在旅途中，一些女人会把假文件装在孩子的包里。我后来见到了那些儿童，也看到了这些行为的后果。 “你没得选。”珍妮·德·维孔特斯·克拉朗子爵夫人（ Jeannie Vicomtesse de Clarens，原名珍妮·鲁索）坚持说。她从战争一开始就立即展开抵抗。当我问她为什么冒生命危险时，她用罕见的决断回答：“我甚至不明白你的问题。尽己所能，这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作为女人，你不能加入军队，但你可以使用你的大脑。这是必须的，你怎么能不这样做？”5 其他女人则直截了当地坦承她们“对危险着迷……驱使我们的首先是快感、感觉自己派上了用场的兴奋感和战斗中的友情，我们所有的武器都来源于爱”。 当然，许多女性需要不断做出更为琐碎的选择。如果你的孩子消瘦、生病，在黑市上购买帮孩子补充维生素的食品能否算是通敌？你能否接受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农场主表亲的家里？当德国士兵走进餐厅或咖啡厅，你是否能选择直接离开，而这是否会被视作挑衅行为而给你带来杀身之祸？那些开列名单救助亲人的孩子先于救助陌生人的孩子的人有罪吗？或者说，我们是否首先应该责怪那些迫使他们创建名单的人？ 我希望本书能避免善恶分明的判断，而是去揭示无休止的道德困境。就像一个万花筒，每次转动都会产生不同的图像，这样的多面图像并非全是灰色的。那些留在巴黎继续转动齿轮、按动按钮、运营商店和在剧院或夜总会演出的人是否以某种方式成为德国人的共谋？但也正是他们保证了这座城市即便被占领却仍然生机勃勃、光彩照人。“占领”是种反常到近乎不真实的场景，与战争相比，它更容易造成道德困境。诚然，占领造成的伤亡人数较少，但恐惧、耻辱、愤怒、可怕的无力感、强烈的想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仇恨交织着的自利本能已经复杂到令人头疼—更不用说那些爱情故事—人们很难做出简单直接的反应。我想用尽可能少的后见之明去思考这些反应—毕竟我们英国人没有遭受过占领，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别人的选择？留给他们的又有哪些可能性？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想，为了孩子，我会愿意牺牲一切。”一些女人甚至拼尽全力保护其他人的孩子。但这些都是极端的案例，本书所写的案例并非全都如此。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犹如泥泞，这也是为什么众多作家和历史学家对法国 1939—1949 年这段历史感兴趣，尤其是通过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把万花筒转向一边，我们看见被战争毁灭的女人；转向另一边，可以看到那些由此找到生命意义和成就感的女人。 当我开始书写本书时，一位男性历史学家建议我花几个小时在地下的国立图书馆阅读诸如埃尔韦·勒·博特夫（Hervé Le Boterf）和让·加尔捷-布瓦西埃（Jean Galtier-Boissière）等人的日记。虽然这些人可能很重要，我却试图寻找那些更安静、往往不为人知的声音取而代之。我依靠的是对那些经历过黑暗年代的女性的采访（一些人当时还是孩子），以及那些已过世的人已经出版或未出版的日记、信件、配给卡和回忆录。我看了些极具戏剧性的电影，读了几百封告发信，触摸了用软木塞等简易材料做成的空心首饰和木跟 鞋子，这些鞋跟敲击地面的声音成了占领时期的背景音。一些人会在本书的不同位置反复出现，另一些则因死亡或离开法国而从叙述中消失。我们很难找到亲口承认她们为德国的胜利做过贡献的女性，因此偶尔我也依靠男性口述的与女性有关的情况，或使用一些女性叛国的历史记录。 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是，女性在这些年的影响和行动力远远超过了大众期待中她们被允许扮演的角色。1939 年之前，法国女性毫无社会地位，她们没有投票权，需要丈夫或父亲的允许才能工作和拥有财产。然而，女性却在积极地武装抵抗、收容潜逃者、制作假身份证，同时继续做她们熟悉的所有家务—烹饪、购物和照顾家人。女人们需要照顾老小，有时她们甚至还要做一份工作，也因此她们难以逃离。由于物资短缺、制冷设备不足，她们每天不得不为了买齐全家的口粮而平均排队四个钟头。她们有的因此通敌，有些则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巴黎女人”这个词组可能会唤起许多人的某种想象：别致、苗条的女人穿着时尚优雅的衣服，充满性的诱惑力。无可否认，时尚成了巴黎女人蔑视占领者的一种小办法，比如在燃料耗尽时穿上短裤骑自行车，或者制作红白蓝的陶瓷纽扣。尽管时尚对巴黎女人本身以及对德国占领者都很重要，但这不是一本关于时尚的书。我承认在本书中用浓墨重彩描摹了一些时尚女性，但我为她们的时尚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她们穿着设计师定制的时装，冒着生命危险提供情报，或者相信戴上夸张的大礼帽也是一种抵抗的形式。许多典型的巴黎女人因生活所迫搬出巴黎，而本书中不少留在巴黎的女人并非来自这里。你可能会问，那些被囚禁在集中营里衣衫褴褛、疮疤满身、辫发肮脏的女人是否算是“巴黎女人”？我觉得，如果她不吃掉每天分配给她的那一盎司脂肪，而是用它来涂抹双手，并认为双手比胃更需要这份油脂，她就是一个十足的巴黎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