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想家屈原

谁言大美？ ——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屈原 程广云 关于屈原，百年以来我们大致有过三次视角转换：从文学艺术视角看，从历史文化视角看，从形而上学视角看。 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首先是透过郭沫若等人的视角看待屈原：**印象，屈原是位诗人；第二印象，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第三印象，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诸如此类。在五幕史剧《屈原》(1942年)中，郭沫若以白话译诗《橘颂》起，以《橘颂》白话译诗结，屈原赠给弟子宋玉的《橘颂》变成了致祭侍女婵娟的哀辞；第五幕第二场的《雷电颂》尤其著名，在塑造屈原形象时，代入了郭沫若自己的浪漫情怀。香港电影《屈原》(1975年)，大抵是根据郭沫若这一话剧改编的。当年高等院校中国文学院系一套通用教材《中国文学史》四册(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1984年)给屈原的定位正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诗人”。“风骚开篇”被解释为：《诗经》是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源头，而屈原所代表的《楚辞》则是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源头，此即从文学艺术视角看屈原。 李泽厚《美的历程》(1981年)提及“楚汉浪漫主义”，且与“先秦理性精神”相提并论，从而凸显了基于原始神话——巫术文化的“屈骚传统”，以与孔子用实践理性重新解释原始巫术——礼乐文化的“儒道互补”(老子道家补充孔子儒家)两相对峙。这一叙事模式被刘刚纪挂名李泽厚所编写的《中国美学史》两卷本(1984、1987年)继承了下来。它以“理性精神”替换“现实主义”表述，却将“浪漫主义”表述固化下来，但从文学艺术意味转换到了历史文化意味。此即从历史文化视角看屈原。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1988年)关于屈原《天问》一章更进一步将屈原研究从历史文化视角转换到了形而上学视角，启发了人们对于屈原作品的形而上学之批判与反思。刘小枫所谓“历史理性”“生命激情”“审美主义”“宗教情怀”与“虚无主义”，都是在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界定了的，此即从形而上学视角看屈原。 至于鲁迅非议屈原“奴性”片段，此与屈原所给予人们的罗曼蒂克印象相悖。 我们今天重新定位屈原，需要继续突破其文学艺术身份(如诗人角色等)限制，刷新其历史文化形象定势，将文学艺术视角、历史文化视角统合于形而上学视角关照之下，恢复屈子作为诸子之一子，辞家作为百家之一家之历史地位与影响，亦即恢复屈原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历史本来面目。通过对于屈原文本的分析与阐明，勾勒屈原哲学思想体系。 一、屈子——诸子之一子 屈原是中国的**位诗人。所谓诗人，是以诗歌来表现自己的人格的人。在这一意义上，屈原是中同名副其实的**位诗人。屈原志行高沽，辞藻华丽，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诗人”称号，当之无愧。 关于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历来就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认识和评价。 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首开推崇屈原记录，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之赞美屈原及其《离骚》：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但是，对于这一论断，西汉扬雄有所保留(《反离骚》)，而东汉班固则在《离骚序》中明确表示：“斯论似过其真。”他指责屈原不知明哲保身，“露才扬己”，《离骚》“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但是，即使班周也，得承认，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 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赞美屈原及其《离骚》：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赞日：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