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精神与文化传播——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第15辑)

　　《丝路精神与文化传播——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第15辑）》：　　海外华文文学一向都被视为来自于中华文化。　　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而是实实在在、有凭有据的。海外华文文学的兴起始于一个国家社会动荡的时期，许多人在家乡那样的环境下生活不下去了。有的人因为海外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受已经在那里生活下来的人们的影响，于是就离开家乡，从出洋的口岸上船，到南洋，到他们认为可以赖以为生、安顿下来的地方。这些人较之更早来的那些人识字更多，有知识，有学问，即使不在亲戚的公司、工厂工作，也可能向文化教育领域发展。于是有些人从事教育工作，也有的在报馆工作。当然，有些不在这范畴之内的人也可以提起笔，写一些对异地他乡的观感，有的抒发他们思乡、思亲、思友的感情，有的是对时局的抨击，希望能改革社会，实现理想。　　就这样，他们发表的文章有的保留了下来，有的被汇编成册，当然，更多是随时丢弃，或也因时间的关系被遗弃了。而那些能保留下来的，有机会被发现，有机会被人们收录，成了今天的文学遗产，成为难得的早期经典作品。　　从清代末期到中华民国成立的那段时间，南来的文人不少，不只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简称“新马”），甚至在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地方都有。在东南亚的好几个国家中，从中国南来的文化人不少，从今天能知道的情况来看，新马*多。兹略举一二。　　今天，提到*早在新马活动、生活、写作的作家，我们一定会提到谭云山、邱菽园、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杜远燮、张楚昆、陈残云、洪丝丝、马宁、汪金丁、叶尼等。实际上，巴金、许地山、杨骚、洪灵菲、老舍、许杰、徐志摩等人在此之前已经来过新马，也有以新马为背景撰写出来的作品。许地山的《缀网劳蛛》一书中有好些篇章就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杨骚的《受难者的短曲》有以珍珠巴刹为描写对象的；巴金在新加坡停留8小时，在岸上与人换了钱，也写了《海上看日出》；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也是对新加坡的描绘。此外，《海行杂记》《南行记》《浓烟》《椰子与榴莲》《小坡的生日》《怒吼罢！新加坡》《热带惊涛录》等都是那时难得一见的作品。　　相邻的印尼则有王任叔、司马文森、黑婴、莫达、黄东平……泰国有林蝶衣、吴继岳……菲律宾*常提到的是司马文森、邹韬奋、林林、杜埃、白刃、施颖洲等。马宁在文莱生活过。其他的地区因为资料的问题，就不太清楚了。这是可惜的。　　20世纪50年代之前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在海外影响*大的时期。当然，除了文人的写作活动外，中华文化给予海外的是那些源源不断的出版物。毫不讳言，这些读物、作品，是海外读者的精神食粮，是营养品。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它，受了它的灌输，受了它的影响。不只是过去，到今天，新加坡的大书店还尽是中国的书籍。一般人的所谓买书，其实指的就是买中国书。海外当地的出版较少，占不到书店的一个小角头，买书的人没有太多选择。　　海外一些国家在独立自主以后，民族主义高涨，于是限定外来的书刊，甚至查禁外来书刊。这种情况影响了当地文学的发展。当然，东南亚这10个国家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有的在一阵子之后就恢复了活动，有的则被禁锢了长达36年之久；有的能在此后真正地面对社会，有的则还是在不太能公开的情况下活动。值得一提的，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许多作者或文艺工作者，大都还能坚持，还能固守心中的执着，还是一有机会就会抓紧时机展开工作、推广工作，争取到了发展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有许多东南亚国家独立了，当家做主。国家刚建立的时候，有的能容纳外来人才，有的则是不许别人插足；有的趁机扶植当地人才，进而摒弃外来人才，排斥他山之石。就这样，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后来，多少能见到有许多国家是严禁外来的文学活动的，有的是明令禁止，有的设置条件让想工作的人不敢去试，不敢去做，不敢跨越雷区。这种情况是明朗、公开的，人尽皆知。这段时间，东南亚一些比较开明的国家就多少有些活动、有些表现。有的地方因为官方的控制比较紧、比较严，提到华文文学活动还是心有余悸。　　东南亚国家中新、马、泰、菲的华文文学活动是比较早开放的，能较有表现、为人所知；印尼、文莱、越南、缅甸的华文文学活动则较后，也是因为有胆识、能负责、敢担当、勇于去尝试的人开始去做，去推动，去推开了这扇门，才让我们能有机会与他们相见、会面，也才有机会让他们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才能让大家能在一个大家庭中会谈，展现了“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合作的团结表现。　　来往得久了，来往得多了，大家也都能彼此信任，彼此了解，也可以互相勉励、互相扶持、互相协作，一方面增加了解，促进交流，另一方面也能互相观摩，互相激励。这对作家和团体都会有好处的。　　“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从1988年开始组织，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的岁月，我们见证了这几个国家10余次的聚会，除了跟大家交流之外，更能交换彼此之间的著作文章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