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暗之间:鲁迅传

鲁迅写过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1929）。 如今回想鲁迅的一生，脑海中浮现的便是这句话。这短短的一句中包含了一种生存方式。我想要阐述的，也正是这句话呈现的生存方式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在思考鲁迅的人生时有几个可以被料想到的视角，而我试图思考的立足点是：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 ——摘自《序章》 鲁迅六岁时开始在家塾读书。他的**位老师是同族的叔祖（与祖父同辈的长辈叫做伯祖或叔祖）周兆蓝（号玉田），也是一名秀才。课本采用的是以押韵四字句写成的历史入门读物《鉴略》。之所以选择《鉴略》，而非一般作为启蒙读物的《千字文》或《百家姓》。这是祖父周介甫的意思，他认为对历史的大致了解有其用武之地。对于孙子们的教育，祖父周介甫有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他鼓励孩子们阅读当时被视为非正统文学的《西游记》。他的课程安排是先通过通俗易懂、能激发兴趣的读物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然后再进入《诗经》的学习。周玉田是一个胖乎乎的和蔼老人，喜欢种树养花。不仅如此，他还是家族里唯一的藏书家。在他那里，鲁迅读到了三国时吴国的陆玑所作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和清朝陈淏子的《花镜》，前者是一本对《诗经》中的动植物进行注解的书籍，后者则讲解了花木的栽培方法。鲁迅*喜欢带插图的《花镜》。在周玉田的影响下，鲁迅也喜欢上花木培育，不久便开始在自己亲手制作的盆栽上贴上竹制名牌，甚至还做了观察记录。在鲁迅旧时收藏的《花镜》中，留存着他晚年写的一些批注。在“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山土壅始活”一处，鲁迅批注道：“按，花性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 ——摘自《绍兴》 辛亥革命后的变迁令鲁迅认识到，自己绝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这种日复一日长大、如毒蛇一般缠住自己灵魂、挥 之不去的感情，鲁迅将其命名为“寂寞”。话说起来，自《新生》 流产、《域外小说集》的销售惨淡以后，这种感情便萦绕在他心中，逐渐长大，终成寂寞。“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 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 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同上）“寂寞”之名，正是对这种悲哀的确认。 这种寂寞过于令人痛苦，因此鲁迅不得不尝试用各种方法麻痹自己的灵魂。于是，他埋首于古籍的辑录、校勘，金石文、画 像石、砖画拓本的收集、誊抄，佛教经典的研究。以佛教经典的 研究为例，鲁迅由此了解了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真实状况，即 佛教与道教融合产生了中国独特的生死观，而这种生死观又从根本上支撑着儒教追求的礼教秩序。这些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它 不仅进一步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关键材料，还 成为鲁迅探究“国民性”，从事思想史、文学史、文字史研究的宝 贵基石。不过，对当时的鲁迅而言，这些工作首先是为了蒙蔽袁世凯耳目的韬晦之策，也是医治失望与寂寞的药酒。 ——摘自《北京之一》 所谓“人吃人”是一种象征。或许只要人世间牺牲他人、损 人利己的现象继续存在，那么它作为一种普遍的象征就不会丧失 生命力。不过，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吃人”有许多是活生生 的真实例子。相传春秋时代，宋国的都城被楚国大军围困，城内民众为饥饿所苦，于是易子而食。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桓公说 自己“惟蒸婴儿之未尝”，于是他的厨师易牙便蒸了自己的孩子 献给齐桓公。这两个例子在《狂人日记》中均有提及，分别见于 《春秋左氏传》和《管子》。在其后的史书上，这类记载也屡见不鲜。不仅如此，自从唐朝的陈藏器在他的《本草拾遗》中加了人 肉作为药材，便开始出现“割股”的举动——割下自己大腿上的 肉作为药材让患病的父母食用，历代朝廷还将其视为孝顺的表现 而加以表彰。这是一种顽固的陋习，甚至在 1915 年的报纸上，还 能看到女儿为病重的母亲献出自己的大腿肉，结果母亲病情突然恶化的新闻报道。对鲁迅而言，徐锡麟的心脏被恩铭手下的士兵 吃掉，是一件他无法忘却的事情。 这部作品发表时的意图，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是“暴露家族 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1935）。 对当时的读者而言，这一意图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在《新青年》 杂志上积极开展儒教批判的吴虞读过《狂人日记》后，写了一篇 《吃人与礼教》（1919），从史书上择取了各种“吃人”的记载，指 出“吃人者”几乎都是“礼教”的捍卫者。吴虞试图用历史事实 证明，那些喜欢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们才是容易“吃人”的人。 尽管吴虞的评论无视了“吃人”的象征意义，略显粗暴，但是凌 驾于每个人意志之上的“人吃人”的场景，是鲁迅对旧中国社会 的整体印象，与“家族制度”和“礼教”（“名教”）在这个社会上 具有的整体意义彼此呼应。 ——摘自《北京之一》 自己有妻子，虽说只是名义上的，而且自己已经四十五岁，而许广平比自己小十七岁， 还是自己的学生。若选择与许广平结婚，二人容易在持续的斗争中受到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也可以预料生活上的困难，而且他不 忍许广平牺牲、受辱。这些大抵是鲁迅对于第三个选择的担忧。 许广平对此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她对鲁迅说：“你的痛苦是 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指他与朱 安的婚姻），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有甘心做一世农奴，死 守这遗产……但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 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两地书》八二）这是出色的爱的宣言。 然而，不愿牺牲许广平的顾虑牢牢地束缚着鲁迅。倘若没有某种契机，他就无法前进。*终成为这一契机的，是高长虹刊载于《狂飙》杂志上的诗歌《给——》。“我在天涯行走，太阳是我的朋友。月儿我交给他了，带她向夜归去。夜是阴冷黑暗，他嫉 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高长虹单恋许广 平，他进出鲁迅的家并非为了杂志，而是为了“月儿”。而且鲁迅 在北京时，他没有表现任何敌对态度，但鲁迅去了厦门后，他便恶语相向。一想到这些，鲁迅就异常愤怒，但同时感觉抑制内心 情感翻涌的盖子被揭开了，获得了一种解放感。这件事可说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意外契机，但鲁迅对可能“牺牲”一位女性的担忧 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假如没有这种契机，他便无法解脱。 ——摘自《厦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