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学(增订本)

时间观念与叙事形态 应该看到，中国文字的“年—月—日”顺序系统，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异过程。这个变异过程造成中西时间顺序形成了“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有趣景观。殷墟卜辞是以甲子记日的，先记日，再记月，日在月先与西方今日同。年是记录为“祀”，形成“日—月—祀”的时间顺序体系，还没有明确记录“年”。“年”（ 秊）字是有的，上为“禾”，下为“人”，一个人顶着一捆黍子，表示一年收成的意思，因此卜辞不乏“求年”、“受年”，“受黍年”的记载，表达对年成丰收的祝愿。到了西周钟鼎彝器铭文，月逐渐移到日的前面，原来称为“祀”的年，置于铭文之末，形成“月—日—年”的顺序，这与美国英语“月在日前”相同。然而在文献记载中，公元前6世纪的核心经典《春秋》已使用“年—月—日”的定制，《史记》*重要的编年学表格——“十二诸侯年表”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自此有准确年份，这大概可以作为中国有“年—月—日”时间顺序定制的一个标志。这是因为月的确定比较容易，月象变化一周，也就是月亮围绕地球转一圈，以此定为一个月就是了。要确定年就不那么容易，必须首先确定冬至点和夏至点，不然依照月象变化十二次就定为一年，若干年后就会季节错乱和颠倒。那么，中国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查考《左传》的记载，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4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1年）二月己丑两次“日南至”（冬至），由此可推算这133年间有49个闰月，这就形成了“十九年七闰”的闰月体制。只有如此准确地确立闰月法，才可能使阴阳合历，使“年—月—日”成为定制。那么，何为“闰”？《说文解字》解释：“闰：余分之月，五岁再闰。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周礼：闰月，王居门中，终月也。”《周易·系辞》说：“归奇于扐（古代数蓍草占卜，将零数夹在手指中间称‘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注曰：“凡闰，十九年七闰，为一章。五岁再闰者二，故略举其凡也”；疏曰：“归奇于扐，以象闰者。奇为四揲之余，归此残奇于所扐之策而成数，以法象天道。归残聚余分而成闰也。五岁再闰者，凡前闰后闰，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岁之中，故五岁再闰。”《谷梁传·鲁文公六年》说：“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积分而成于月者也。”返回经典文献的记述，中国*早的一部历史书《尚书·尧典》是以神话传说的方式加以反映的。尧帝（约公元前2447—前2307年）派两位代表太阳神或太阳神的赶车夫去确定夏至点和冬至点，这才可能“期（一周天）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由此也可以反证出这篇《尧典》是西周阴阳合历时期的作品。 中国上古时代对于“年”的把握，以及由年派生出月、日的以大观小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神话传说的存在形态。以大观小，小就分裂为多义性的碎片。我在英国牛津和剑桥的讲台上发表了中国神话与希腊、希伯来神话的不同的阐释体系的讲演。我认为，二希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是故事性的，英雄（或神人）传奇性的；而中国神话则是片段的，非故事性和多义性的。对于中国神话的阐释，不一定要如同某些结构主义神话学家那样把神话故事再割裂成为功能性的碎片，而应该从中华民族多地域多部族融合，以及漫长曲折的历史发展中对某一神话产生的多义解释中，发现它的文化密码，这种多义性使古老的神话发出璀璨的生命光芒。对于我正在思考的叙事学，我也认为，不一定如同某些西方理论家那样从语言学的路径开拓研究思路，而应该尊重“对行原理”，在以西方成果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和西方理论相对而行，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的历史文化中开拓思路，以期发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也许相当一些侧面为西方理论家感到陌生的理论领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也许我力所不能致，却又何妨迈出我的**步？那么，如此的学术思路是否有碍人们纷纷议论的世界文化的“一体化”呢？所谓“一体化”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它当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充分地以现代意识发掘各民族文化的智慧，形成多元共构互补的张力，共同推动全人类文化的发展。其间的贡献也许有大有小，步子有先有后，但绝非以某种文化为中心，把别人“化”了过去。当自己尚未坚持不懈地对本民族文化智慧进行充分现代化的认知、阐释、转化和新建的时候，就浮躁地抱着侥幸心理大谈“一体化”，那我们又以什么化入这“一体”之中呢？“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化”则先要化自己。在这里必要对“化”字做一点语源学的分析。在甲骨文中，“化”字作。前人解释说：“化像人一正一倒之形，即今俗人所谓翻跟头。”这就是说，化的过程发生在两个文化生命主体之间，由于二者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姿势存在差异，相互间的借鉴也不可能是直线性的依样画葫芦的移植，而需要翻跟头，进行曲线或弧线式的价值转换和结构变位。由翻跟斗而达到化境，这是人类非常高明的智慧。如此达到的化境，就使文化对行原理进入更加深在的本质。 中国文字与叙事的纠缠，走了一条漫长曲折的过程。在七千年前，就出现了陶碗底部刻有的数以百计的字符；五千年前，又出现了山字上面有个日子，被考证为“旦”字。在神话传说还盛行，却没有大规模记录的远古时代，简短的叙事文字就见于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卜辞。比如《卜辞通纂》第三七五片：“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占卜的日期、内容有了，而且还采取一种提问式的开放性结尾，其他不少卜辞还记录了卜者名字以及某些征战、打猎、祭祀一类“大事”。有一些卜辞还留下了于太阳处告祭“（上）帝五玉臣”，祭河神“沉二牛”或燎剖二牛，以及“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的神话影子。卜辞和葬器配合，还展示了商王武丁之妻、巾帼名将妇好的身影，她驰骋疆场，英姿飒爽，并透露了她被先王祖乙冥配的奇幻之谜。这就在中国叙事文字的开端，以简短、朴素的语言方式和幽微神秘的思维方式，探究着人与茫茫渺渺的天地的亦因果、非因果、超因果关系。 *早的叙事文字是简练实用的，但隐藏着的思维方向却是多元散漫的、隐晦神秘的。这些简短文字的多元状态，一者散见于占卜吉凶的描述。《易经》“睽”卦之上九爻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这已经有了相当有意思的情节了：旅人孤单地走路，看见猪背上都是泥泞，一车上载着鬼，他先拉开弓，后放下弓，原来不是强盗，是来迎婚的。那么何以车上载着鬼呢？前人解释说：“载着一车像鬼一样奇形怪状的人。‘鬼’是图腾打扮。每个氏族有自己的图腾，多以动物为标志。族外婚时，打扮自己的图腾，以示区别。” 这是近人以科学理性重释古人，古人是否也是如此认为？多义性神话片段的形式散见于《山海经》和诸子书，成为书中的闪光点。《山海经·海外北经》记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上天下地，生之勇武，死后变化，已写得相当曲折而有力度，叙事的笔力灿然可观。另外如商周的钟鼎彝器铭文，从短至只有几个字，到长达如《毛公鼎铭》497字，多记颂功祝福、赏赐册封、征伐祭祀一类事件。《班簋铭》227字，兼及记事和记言，记载了八月初在宗周的时间地点，记载了周王命令毛伯取代虢城公的官职，并加以赏赐的事件。随之还有一段周王命令毛公讨伐东国的特写，从布置三军协同作战的言语，到三年平定东国，对其灭亡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再到君臣之间的奏允。*后是歌颂王恩，作此器物以记其盛，并祝“子子孙孙多世其永宝”。这类铭文已具有记述事件的完整过程以及其间的礼仪和言行的篇幅，而且出现了某种记事的程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