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论 不可回避的他者

代后记 汉字论的视角 一 我并非很早以前就想到以汉字论的视角来思考日语与日本文化。因为，长久以来我一直按照习以为常的观点去看待日语的书写问题，将汉字的使用看作语言书写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忽视了在日本人自我认知过程中汉字问题的重要性。 我习以为常的，是一直以来赋予汉字的语言异质性，但对异质语言·中文文字的特点却浑然不察。这种错觉一方面有与使用汉字·汉语的中国的共通性的前提，也意味着我漠然地认同了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极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在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有因共有汉字而产生的中日同文同种的幻觉。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因汉字·汉语诞生于中国而具有的异质语言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那些非难“汉字、文的极端影响所造成的汉语的横行”，并提倡“国语整序”，要求在日语中整合汉字的国语学学者们的主张。围绕汉字正反相对的两种意见，实际是站在相融立场上的见解，带有对日语中不同语言·中文要素的汉字、汉文认同与抵抗的矛盾情感，但双方又都给汉字、汉语贴上了来自中文的异质语言的标签。 这种对汉字司空见惯的看法，是给日语中的汉字贴上异质语言的标签，却又对由此所引发的问题一直茫然不觉。而我对该问题有所察觉则缘于在台湾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大约在 1997 年，台湾的一个研究院举办了一场以日本的现当代儒学为主题的研讨会，我在作大会报告时不禁意识到了这一点。 二 在那次研讨会上，我原本计划的报告题目是《近现代日本的“儒学”表象》。在提交日文论文后，提请主办方安排了中文翻译。当我抵达台北看到译稿时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因为论文中一些重要的关键性概念、术语的翻译与原词有很大出入。如论文题目中的“表象”“自明性”“語り”。“語り”可以另当别论，我原本以为诸如“表象”“自明性”等汉语语义可以使用日文原词进行对译。但台湾研究者却对我说，如果使用原词恐怕会招致理解上的困难。*初，我并未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我只是一味地认为“表象”“自明性”是日语中来源于中文的汉字，自然可以直接用中文来表述。 研讨会上，在我作报告之后，提议就自己遇到的中日翻译问题进行讨论。这次讨论使我发现了几个重大问题，获益不少。首先，与会者谈到，“表象”“自明性”“語り”等词是日语对欧美词语的译词。确实，在 representation、self-evidence、narrative 几个词的语义背后，是以欧美语义，即所谓的译词被大家理解和使用的。这使用的汉语词的语义，几乎都是来自欧美的日语译词。进一步思考后我感到，作为译词的汉语词义均是在某一时代、某一社会性范畴内，在人们共通的理解下被使用的。如此一来，我就不会像当初一样觉得“表象”“自明性”等词可以在中文里直接使用了。我在未意识到这些词义是日语译词的情况下，盲目地相信了汉字·汉语在中日两种语言上存在共通性，才会强调这些词义在中文里的直译。如今想来，不能说我的主张里没有欧美人将自己的概念术语直接带入其他语言世界的那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语言意识。一直以来，日语将汉字贴上来自中文的异质语言标签，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使我们变得难以认识到很多悄然以我们身边的语言为前提的事态，或潜藏在我们语言意识中的许多其他问题。 台湾研讨会的经验又告诉我，日语和中文之间的翻译转换同日语到英语的翻译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它使我相信，两种语言共有的汉字与汉语词汇使两者间的翻译——与其说是翻译，毋庸说是使一方向另一方的便捷化语言转换文成为可能。一旦将汉字视为来自中文的不同语言文字，便会将日文与中文彼此之间的语言的他者性变得模糊不清。将中文的汉字加以训读，却又不认为训读方式是一种日文翻译，导致这种结果的大概是这一互为表里的现象吧。在我们的学术表达中使用的“表象”一词，实际是日语使用汉语词对vorstellung、representation 的翻译。故而，即便词语由汉字构成，用汉字的发音来读，它也仍然是作为译词的日语词。若能认识到这一点，在中日辞典中即便存在古典汉语的词语“表象”，也不可能直接将之切换到当代中文。荻生徂徕很久以前便下过定论，日本人若将中国的“诗书礼乐”以汉文训读体去读，实际上，它就已经成为日本的“诗书礼乐”。 三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是让我意识到以汉字为视角思考日语问题重要性的另一个契机，但我也并非一开始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古事记》文本是由汉字、汉文书写而成的。一般推测，这里的汉文表记以变体汉文，即训读成日语风格的汉文为前提写成。宣长试图按照编纂者太安万侣当时对《古事记》文本的汉字、文表记，尽力忠实地再现古语的意图，用古语“和语”的文章对《古事记》本文作训。于是，《〈古事记〉传》成为一部为证明可以使用古语“和语”对《古事记》的汉文文本加以训读而提供根据、方法及证据，继而逐词注释的结构严密、体量庞大的著作。由于《〈古事记〉传》颇具权威，宣长的注释学本身也被赞誉为旁人难以比拟的学术成就，逐渐走向神圣化。 《〈古事记〉传》被神圣化的同时，努力要从《古事记》文本中读出古语“和语”的注释者们的姿态及其学术程序也被神圣化了。为此，从《古事记》的汉字、文文献中到底能否训读出日语的古语“和语”，这一本质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难以言明的问题。可以说，龟井孝虽然很早便提出“古事记”是否可读这一本质问题，但是，包括我本人，几乎所有本居宣长的研究者都不假思索地盛赞“古言 = 事”为忠实的注释者及其注释工作的硕果。这也意味着我们不曾对从《古事记》汉字、文文本训读出古语“和语”产生任何本质性的质疑。同时，这大概也意味着我们从未意识到《古事记》文本由汉字、文构成的重要性吧。我在上一段起始处之所以对“《古事记》由汉字、文书写而成”是“众所周知的”标注了加重符号，就是想提醒各位，即便这个由汉字、文构成的事实被大家公认，也未必意味着它的重要性被察觉。 本居宣长认为自己的注释是“古训《古事记》”的正统，并将《古事记》文本的训注公之于世，而我之所以对该训注产生怀疑，主要是通过我称为“言说论回转”的思想史方法论的转换。或许应该说，我在思想史方法上的转换与我对宣长关于《〈古事记〉传》读法的认识的转换是同步的。“日语”或“和语”等具有统一性的语言概念本身就是理论上的构成要素，当我抱持这种观点的时候，宣长对《古事记》的注释工作本身也就成为一种创建古“和语”的工作。于是，自然便会产生对宣长从《古事记》汉字、文文本训读出“和语”这种注释学工作本身的追问。从汉字、文的文本中何以能够训读出“和语”？若可以，应该如何认识汉字、文的文本呢？ 就我对《〈古事记〉传》的疑问与重读，大家可以参阅《本居宣长》（岩波现代文库）或本书的第二章。这里，我只想再次强调通过这一疑问所厘清的宣长的汉字观。因为正是这一汉字观决定了后世日本人对汉字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