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判(增订本)

诗人和战士的鲁迅 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 景宋说他“是爱怕羞的”，又告诉我们，“他自以为不会做事”（《鲁迅在广东》，页五二，五三），我想这是他的真面目。 在一般人所认为极容易的事，在他就不能，也不耐了：他在厦门时的听差和吃饭问题吧： 关于我所用的听差的事，说起来话长了。初来时确是好的，现在也许还不坏，但自从伏园要他的朋友给大家包饭之后，他就忙得很，不大见面。后来他的朋友因为有几个人不大肯付钱（这是据听差说的），一怒而去，几个人就算了，而还有几人却要他接办。此事由伏园开端，我也没法禁止，也无从一一去接洽，劝他们另寻别人。现在这听差是忙，钱不够，我的饭钱和他自己的工钱，都已豫支一月以上，又伏园临走宣言：自己不在时仍付饭钱。然而只是一句话，现在这一笔帐也在向我索取。 ——《两地书》，页一四七 结果呢，他说：“我本来不善于管这些琐事，所以常常弄得头昏眼花。”之后，菜又不好吃了，伏园自己还可以作一点汤，他却只会烧白开水，什么菜也不会做。（《两地书》，页一七九） 我们见不少为鲁迅作的访问记都说，他的衣饰是质朴的，并不讲究，这一方面当然是根于他的并不爱美的天性，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他不善于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了。在这种地方，我们不难想像倘若是一个精明强干，长于任事的人，是如何重视着的，于此便也可以见一个好对照。 鲁迅自己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两地书》，页一七五）所谓不修边幅，不讲究衣饰，正是这一方面的小小的透露。 他常是对环境加以愤恨，他讨厌一般人的“语言无味”，他慨然于天下浅薄者之多（《两地书》，页八九），他甚而只愿意独自躲在房里看书（《两地书》，页一一七），他处处有对“群”的恶感。他形容厦门大学：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话，可以形容这学校的，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然而虽是这样的地方，人物却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显微镜看，也是一个大世界，其中有一般“妾妇”们，上面已经说过了。还有希望得爱，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员的老外国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结婚，三月复离的青年教授；有以异性为玩艺儿，每年一定和一个人往来，先引之而终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听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无耻之徒……。 ——《两地书》，页一三一 他的结论是：“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他之极端憎恶态度，是溢于言表了。 他和群愚是立于一种不能相安的地步，所以他说，“我在群集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两地书》，页一八），所以他说：“离开了那些无聊人，亦不必一同吃饭，听些无聊话了，这就很舒服”（《两地书》，页九六）。在应酬方面，他是宁使其少，而不使其多，甚而加以拒绝。关于这，景宋当然知道得*清楚（《两地书》，页一六三），林语堂却也有同样的记载，以为：“常常辞谢宴会的邀请”，已是“他的习惯”（见其用英文写在《中国评论周报》上的《鲁迅》一文）。 这种不爱“群”，而爱孤独，不喜事，而喜驰骋于思索情绪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内倾”的。在这里，可说发现了鲁迅**个不能写长篇小说的根由了，并且说明了为什么他只有农村的描写成功，而写到都市就失败的原故。这是因为，写小说得客观些，得各样的社会打进去，又非取一个冷然的观照的态度不行。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动，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鲁迅不然，用我们用过的说法，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他一不耐，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宴会就加以拒绝，群集里就坐不久，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 然而他写农村是好的，这是因为那是他早年的印象了，他心情上还没至于这末厌憎环境。所以他可以有所体验，而渲染到纸上。此后他的性格，却慢慢定形了，所以虽生长在都市，却没有体会到都市，因而他没有写都市人生活的满意的作品。一旦他的农村的体验写完了，他就已经没有什么可写，所以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后，便几乎没有创作了。 在当代的文人中，恐怕再没有鲁迅那样留心各种报纸的了吧，这是从他的杂感中可以看得出的，倘若我们想到这是不能在实生活里体验，因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的补偿时，就可见是多么自然的事了！ 就在这种意味上，所以我愿意确定鲁迅是诗人，主观而抒情的诗人，却并不是客观的多方面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