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时针旅行

印象中，我有生以来写的**篇文章——或者说**次写东西——是学校布置的一篇以“长大后我喜欢住的房子”为主题的文章。如今，我早已不记得当时写了些什么，但对自己的一个创意之举印象深刻——我为那篇文章配的图并不是孩子们爱画的那种玩偶屋，而是一座大胆的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那可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平坦的屋顶，白色的粉刷墙，沿屋角展开的长长的横拉窗。那时的我当有六七岁了，在那之前可能也写过一些东西，但这篇文章之所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是缘于我父亲在读后的一句评论：“或许你应该去当个记者。” 我不认为他说这话时是认真的。不同于时下的父母，我父亲并不是个惯于鼓励孩子的人。对于我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他颇不以为然。待我长到一定年龄，在未来该从事哪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这一问题上，他认为我应当子承父业，当个推销员。近 30年之后，他才对我的工作流露出进一步的兴趣。但从他说那句话开始，影响已经造成，因为从那时起，我就想当一名记者。 当然，我也想当一名作家，只是这个想法似乎过于雄心勃勃，实难公之于世——且难以表述，即便于我而言，亦是如此，因为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一两年后，我人生**次创作剧本，以自己制作的几个木偶为角色编写了故事，但我不认为当时的我萌生过有朝一日或许能以此谋生的念头。我开始写一部小说（但从未完成过），关于孩子们划着小舢板在湖区四处闯荡的经历，尽管我此前从未见过小舢板，也没去过湖区，只是通过亚瑟·兰瑟姆的作品有所了解。后来，我又在不同的作业本上写满自创的诗歌，虽然彼时的我对格律毫无概念，但我不记得自己曾觉得写小说或诗歌是个值得投入的职业。十几岁时，我曾短暂期待未来从事其他职业，例如工业化学家，或者商业摄影师，不过鉴于我在动手能力方面的不足，相比拥有文学抱负，这两种职业显得更为不切实际。而我终究还是想当一名记者。 对于这份工作，我不知道该有怎样的憧憬。我是读着昔日的《新闻纪事报》长大的，这是一份很正派、支持英国自由党的报纸，不过在我进入这一行没多久，它就因为正派或崇尚自由主义，或两者兼有而倒闭了。詹姆斯·卡梅伦是该报的明星记者。我希望我能说自己记得一些他的报道，可惜并没有——我只记得**次见到他时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大学在校生，假期找了一份为苏联学生代表团担当翻译的工作。代表团在行程中安排了参观《新闻纪事报》位于布维尔街的办公室这个环节，我们一行人站在类似于接待参观者的廊道里，透过隔音窗看着新闻编辑室。突然，我忘记了身边这群来自苏联的客户，因为他就在那儿，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身材修长，皮肤黝黑，如电影明星一样，十分英俊，他穿着洁白的衬衣，多尼盖尔粗花呢紧身裤，脚蹬绒面皮鞋，双手叉腰，不耐烦地在编辑室里来回踱步，仿佛被困在笼中的老虎。他俨然就是这出编辑室的日常精彩无声剧中的明星。 次年，我毕业后进入《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站开始为期六个月的试用期，当时的我是否以为自己将开启卡梅伦那样紧凑的职业生涯？然而，我在那儿的起步与预想的截然不同——可以说是充满艰辛。我的起薪是一周 12 个几尼（那是 1957 年），买不起第二双鞋，所以那双陪我度过靠学生助学金维持的三年时间、早已磨出洞的鞋还是没被补好。接下去的六个月里，我仍然只能穿着它们，曼彻斯特出名的雨水始终在鞋子里吧唧吧唧作响。等我终于加薪后，自然是要去买一双绒面皮鞋了，还一并添置了白衬衣和多尼盖尔粗花呢紧身裤。不过这套装扮始终无法与《卫报》的风格彻底融合，倒是招来了麦克的讥讽。此君是夜班新闻编辑，嘴硬心软，他威胁说只要一有仓库发生严重火灾，就会派我去报道，到时候我的裤子、衬衣和鞋子就会被燃烧产生的大片灰烬、物体熔化形成的黏糊糊液体给毁了。 我始终没能拥有这种冲入黑暗的勇猛。或许，待在记者室里的我们与不顾一切的闯劲八竿子打不着。通过房间里办公设备的摆设能窥见我们的风格——整个房间有两台电话，都装在隔音间里，古董打字机摆放在更为古老的办公桌上，为了便于手写，桌面是倾斜的，所以当你工作时，打字机会一边振动一边往下滑，*后落在你的大腿上，疼得很。我们擅长撰写“多彩的报道”，喜欢这样的感觉，即正是通过经我们精雕细琢的文章，这份报纸才被赋予鲜明的个性和基调。 在写完上一段文字之前，我一直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多彩的”风格。在当时，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各种奇闻逸事，尤其是任何与工业化的西北部民间传统有关联的事物。例如，一年一度穿城而过的白色游行；*后的木屐鞋匠和火车站敲窗人；任何与牛筋、黑布丁有关的事；不过对于闯入这个阴郁世界的有趣新事物——桑拿浴、科学、脱衣舞俱乐部，我们同样会感到惊讶。诺曼·施拉普内尔是我们的明星记者，他看上去像一位退役的印度军官，出了名的害羞，所有的报道都是在不与人交谈的情况下完成的。据说有一次，为了躲一位热心过度的新闻官，他竟把自己反锁在厕所里。 时任日班新闻编辑的哈里·惠威尔会时不时从他的办公室过来，查看我们的工作情况，他的嘴角会因为突然想到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被无视的怪事而抽搐，露出揶揄的表情。“迈克尔，我看得出来，你这会儿空得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处理牛肚的？如果他们不吃牛肚，是直接把这部分扔了吗？这么一来，我们每年是不是会浪费几百万磅的牛肚？找一两家屠宰场聊聊吧，看看有没有东西可写。” 如果我们报道的是曼彻斯特城内发生的事，就会在稿件开头注上“BOOR”，排版员会扩至“由本报记者报道”（By Our Own Reporter）。如果报道的是曼彻斯特以外的事，我们就会注上“FOSC”——“由特约记者报道”（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我们常常连续数天都是“FOSC”，报道各地发生的事，每天敲下一千个字，措辞优美地描绘发生在这里的牧羊犬选拔赛，那里的一场矿工联欢会，或者是法恩群岛针对灰海豹的选择性捕杀，唐卡斯特*后的一台蒸汽机。每天下班时，我们会打电话跟哈里说下期策划，据理力争，绞尽脑汁，用能想到的各种离奇古怪的点来逗其一乐。我记得托基有一头用杏仁蛋白糖做成的河马，马恩岛遭遇过宪法危机，伍斯特郡有一个住在树上的垃圾工，以及中部地区特约记者大卫·格雷在调查塞文河一艘渡轮年久失修事件时，结果发现运营该渡轮的是当地一家名为 Doolittle 1 & Dalley 的房产代理商，那天整个办公室都乐得不行。 50 年代后期流行的品位是不落俗套——拐弯抹角的幽默和冷爵士——这期间，詹姆斯·卡梅伦、诺曼·施拉普内尔都不是我一心学习的目标——《观察家报》的约翰·盖尔才是。《观察家报》是我和朋友在大学期间唯一读过的报纸。我曾跟大学时期的一个女朋友夸口自己的志向就是30 岁时当上《观察家报》的主编——相比化学家或摄影师，这个目标显得更为可笑，不仅因为我缺乏编辑能力，还因为时任《观察家报》主编的大卫·阿斯特同时也是这份报纸的老板，身价百万，我要当主编就得买下他所拥有的股权才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冲着肯尼斯·泰南，当然还有那位幽默的专栏作家保罗·詹宁斯以及书评去看这份报纸的。但*吸引我的还是约翰·盖尔的文字。 他那跃然纸上的敏锐观察、质朴的文风令我着迷。他有一双能留意到微不足道细节的慧眼，还有一对能听懂晦涩言论的慧耳。在他撰写的新闻稿件中，你察觉不到其个人偏好，却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缺席”背后隐藏着一个幽灵—— 一个态度超然、热衷讥讽的旁观者。在我早期为《卫报》撰写的稿件中，也总是会以无声细雨作为开场。苍白的月亮没来由地在即将隐入历史的木屐鞋匠身后升起。被辞退的树篱编织工在前一晚的电视节目中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牛肚处理代表大会于某个萧瑟的秋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