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软精装)

对于父母二人来说，也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命运发生了转折。此时我正在北戴河，收到了妈妈考察途中发来的一封信。妈妈在信中讲述了他们去佛光寺上山考察的经过，描述了他们出山回程的情景。从这封信看，他们当时对于这场战事的规模有多大、将会引发一场多大的战争还不清楚，但对日军入侵这一点，思想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准备。 妈妈在信中写道，她和爹爹在6月26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区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家信和报纸，所以，“卢沟桥事变”和日军入侵，战争全面爆发的事情几乎毫无所知。妈妈说，他们“路上坐火车和骑骡子，走的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二十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话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当时他们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和津浦路——已然不通车，这不知道多着急。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她就同爹爹绕道大同由平绥路回到北平，这封信是他们回到北平后写的。妈妈在信中还说：“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妈妈信中的附图，有她亲手绘制的回程地图，还特意标明他们途径雁门关，她在图上注写了一行小字“叫二哥（大姑梁思顺之子）给你讲讲雁门关杨六郎的故事”。在那个外敌入侵，国破家亡之即，妈妈走过雁门关，回望那那曾经硝烟滚滚的古战场，想起当年杨六郎跃马横刀，以数百奇兵，杀退数倍于自己的辽兵。今天再读妈妈这一行提示，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妈妈当时的心情和用意，如她信中所言，她鼓励我或也是对她自己说，要勇敢面对迫近的危机。 爹爹和妈妈从山西回到北平时，这座古城还在中国守军手中。宋哲元的部队在北总布胡同，也就是我们家门口挖了战壕，看样子要同日本人打一仗。爹爹、妈妈和他们的朋友们这时也决心“与城共存亡”。于是，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等教授伯伯们全家老小都集中到了我们家，家里一时集中了十多个大人小孩，买了罐头等物品，以备城里发生战事时之用。但是过了几天，外面寂静一片，听不到任何动静了。原来，中国军队已经撤出城区，日本军队随即开进了北平城。 北平沦陷后，爹爹妈妈不愿生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他们对抗战必胜始终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妈妈在离开北平后的途中，曾致信好友费慰梅说道：“你现在肯定很担心！如果说情况已经是不能再糟糕了，我说这或许还只是开始。眼下我们似乎也只是刚刚从让人心焦的不幸黑暗中略有解脱。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人们天天谈论战争。那个曾经让人们热血沸腾的‘为我们的民族生死存亡而战斗’的时刻，就这样在我们毫无准备中突然降临了。上海之战后，我们的国家现正处于巨大的忧患和焦虑中，我们一下子失去了*好的军队和我们勇敢的士兵，此刻战局急转直下，事态变得异常艰难。”“当然，我们不会失去勇气，我们仍然抱有很高的期望，在这个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时候，为了我们的*后胜利，无论面对怎样的无序和混乱局面，无论公众的迷茫和混乱到何种阶段，无论个人遭受多少痛苦……” 爸爸妈妈决定立即离开北平，目的地是当时看起来非常遥远的大后方——昆明。他们必须快速打包整理营造学社资料，整理他们考察的绘图、照相底片、测绘记录和研究笔记，清理这七年的档案和图书。爹爹和刘敦桢伯伯一起打包，他们要将这些资料送到天津银行保险箱保存，同时随身带走他们的一批照片和勘察测绘记录。 爹爹妈妈那时还一起写信给我，叫我不要回北京，从北戴河直接去天津老家。于是，三姑梁思庄按妈妈的要求把我从北戴河带回天津，我和梁家的亲属一起居住在天津老宅，在那里等候爹爹和妈妈的到来。我们是坐火车回天津的。当时三姑还带着她的女儿吴荔明（3岁）和我的八叔梁思礼（13岁）。这趟车走走停停，沿途上来了许多日本兵，车厢里坐满了带枪的日本兵。火车走得极慢，每站都停车让日本兵上下。在这一天一夜中，我们没吃没喝，又渴又饿，坐在车厢后排的一个角落里。三姑铁青着脸不说一句话。那时，我真盼望着有一支威武的中国军队来把这些可恶的强盗都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