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特加政治:酒精、专治和俄罗斯国家秘史

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传统饮酒文化中对酒的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受限于常规的公共节日的次数；而现代饮酒文化对洒的需求则是具有弹性的——仅受限于农民的付款能力。因此，国家从现代的个人主义饮酒文化中获利更多，而大范围的酗酒行为带来的对社会和个人健康的消极影响也相应地更为显著。伏特加酒、沙皇酒馆和个人主义的饮酒文化也催生了现代酒徒。虽然人们这种因为各种契机聚众饮酒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很多令人尴尬的糗事、闹剧，但社区的监督至少阻止了长期酒鬼的产生，这一群体的产生要归因于现代的饮酒文化。就连我们的老朋友波赫列布金都说：“伏特加酒一下子就摧毁了各种社会禁忌、文化禁忌、道德禁忌和意识形态禁忌。”“在这方面，它就像是一枚在死气沉沉的父系封建社会里爆炸的原子弹一样。”事实的确如此。　　伏特加酒、沙皇酒馆和酒馆老板们的到来改变了一切。人们现在用酒劲更强的伏特加酒取代了酒劲稍弱的发酵酒。农民现在会跑到酒馆花光他们的*后一分钱而不是和同一社区的人一起喝酒。这常常导致家庭破产。不仅如此，新的个人主义饮酒文化和传统的社区饮酒文化的结合不可逆地改变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农民从他们的社区剥离出来，并且将他们与国家以一种被证明比农奴制更加持久的联系方式绑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个人主义饮酒文化打破了传统俄国乡村经济的自给自足状态。　　与此同时，酒馆也加剧了封建阶级的分化。举例来说，只有地方乡绅、领主才有资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皇帝的许可）在自己的住宅里大规模生产蒸馏酒，而农民则不被允许，也无法自己生产蒸馏酒。因此，为当地的缴税农民和乡村酒馆提供伏特加酒的人正是地方的地主。同时，这些有钱的贵族阶层还可以自己在家喝酒——独享那些他们保存在酒窖里的进口好酒，这些酒往往更贵，质量更高——而不是惠顾乡村酒馆，和那里的工人、商人和农民混在一起。这些酒馆是俄罗斯帝国真正意义上的“吸毒窝点”。而随着酒馆贸易本身让富人更富和穷人更穷，酒馆饮酒文化也加剧了俄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阶级分化。　　近代的饮酒屋很有效地使社区与其中潜在的酗酒者的联系变得脆弱，并将后者从乡村长者的监管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可以在酒馆里一个人待着，隐藏在酒馆里的阴暗角落。在那里，他可以更好地为国家的财政利益做出贡献。此时，就连酗酒问题都从个人与宗教团体的矛盾转化为事关国家财政的社会和政治矛盾。伏特加酒的出现除了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外，也以蒸馏业的形式创造了早期的工业（相异于传统商业和手工业）。它加剧了乡绅阶层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建立了新的政治机构，例如高度腐败的农业税务机构，以及确立了沙皇酒馆作为俄国社会与国家之间沟通渠道的稳固地位。　　然后，自从被引入俄罗斯，伏特加酒就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它强烈的酒劲确保了人们对其需求的稳定性；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禁止除贵族外的私人蒸馏的法律意味着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必须付钱来购买这种新商品；而且，政府对伏特加酒贸易的垄断使得伏特加酒成为政府——与封建地主合作——控制和剥削社会底层人民的主要手段。一旦伏特加酒被确立为专制国家实施统治的关键工具，伏特加政治历史的延续就一直离不开一种内在的矛盾：当国家是伏特加酒主要的售卖者和*热心的推销者时，如何减少这种强有力的毒药给社会带来的伤害。　　基于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有人希望解释为什么俄罗斯人饮用的是这样的酒，以及他们是怎么喝酒的，那么他得到的答案并不是文化使然，而是政治使然。早期国家财政增收的需求决定了人们以酒劲更强和利润更高的蒸馏酒伏特加取代利润较少的啤酒和蜂蜜酒。而为了*大化其收入，国家积极鼓励其国民酗酒。因此，俄罗斯人长期的伏特加酒瘾并不是某种亘古不变的文化特征，这种酒瘾的产生和发展是俄罗斯领导层基于财政征收所做的政治决策带来的一种后果。　　*后，伏特加酒的引入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文化里的饮酒模式——以一种甚至更加具有破坏性的个人主义饮酒文化来助长间歇的社区庆典酗酒行为。虽然这种对神圣药剂“生命之水”的误用会让那些早先帮助将蒸馏酒精引入俄罗斯的中世纪医生、神秘主义者、牧师和大使们那几代人感到震惊，但即使是中世纪的炼金术士——引用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的原话——“也会忌妒这种可以如此轻易地将谷物变为黄金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