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阁臣:三杨内阁

精彩文摘（推荐） 一、明太祖何以废相 1. 底层的崛起 对中国古代史有所了解的读者大概都清楚，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得位“*正”者。他起自平民，通过自身的奋斗，成功建立明朝，成为开国之君。这也许应对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再没有出现第二位平民皇帝。 恰是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前的这些苦难的经历与挫折，带给他来自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同时也为其理政意识的发展与积累提供了特殊的客观条件。明太祖朱元璋本名叫朱重八，因在家族中排名第八，故名之。明太祖朱元璋出生时，适逢元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之风盛行，加上淮河流域出现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灾荒中，他的父母、长兄先后去世，唯留其一人在世间。也许是这段经历造就了其坚韧、猜忌、不信任任何人的心理，如其自言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既非可倚，侣影相将”。大家各为自己的生计着想，也就无所谓互帮互助了。朱元璋：《皇陵碑》，见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卷16，黄山书社，1995年，第189190页。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前往皇觉寺剃度为僧。但是由于灾荒，民众已无法生存，很难有多余的钱粮向寺庙布施，皇觉寺没有了民众的施舍也很难维系，所以皇觉寺的主持决定让僧人自谋出路。朱元璋只得结束较为安定的生活，外出云游以谋生路。出去云游三年后，他又回到了皇觉寺。 明太祖晚年画像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而红巾军起义的核心地带就在安徽。朱元璋儿时的伙伴汤和参加了红巾军郭子兴部，因作战勇敢，屡立军功，被授职千户。后来他联系到了朱元璋，写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借此在乱世中赢得一条出路。经过深思熟虑，朱元璋决定投奔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部。这次选择给朱元璋的人生带来了重大的转折，但他当时没有意料到此次选择会令他成为日后的九五之尊。 明太祖异形图(来源：《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河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明太祖传世画像较多，据研究表明，大致分为两类，圆脸像(正相)和长脸像(异相)两类。对其真实相貌，学界历来存在争议，可参阅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对“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载《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朱万章：《朱元璋画像再探》，载《文史知识》，2018年第10期。 参加红巾军，虽然承担失败的风险，但与朱元璋之前的生活经历相比，要好得多，甚至可以说使他龙入大海。在起义军中，朱元璋迅速成长起来，深得郭子兴赏识。郭子兴又将自己的养女马氏许配给朱元璋，并命其统率军队作战。在取得一系列的战功后，朱元璋的威望越来越高，并且得到了龙凤政权的认可。当郭子兴与其子先后战死后，朱元璋便成为这支部队的大元帅，有了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军事上的成功，并没有使朱元璋骄傲自满，他审时度势，反而更加谨小慎微，在狭缝中进一步壮大实力。朱元璋深知自身能力不足，非常信任自己的手下，并招揽文人学士。文人学士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的声望。在乱世中，为了壮大实力，必须依靠文人学士。朱元璋听从谋士的意见，对他们以礼相待，史载朱元璋“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解缙：《天潢玉牒》，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4页。，朱元璋也自言：“资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岁三月庚寅，第42页。此举在元末群雄中甚为少见，正因为此，朱元璋得到了诸如宋濂、刘基、李善长等文人学士的支持。朱元璋也正因为有了文人学士的鼎力支持，从而能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经过近二十年的南北征战，朱元璋实现了人生的逆袭，由社会底层一跃成为一国之主，而他的成功经验似难以复制，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虽然朱元璋儿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他在军旅生涯中成长为一名统帅后，明孝陵“治隆唐宋碑”开始注重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与文人儒士交流，常常与儒臣讨论治国问题，了解古今治乱，在讨论中，更加深知儒臣之重要。通过与儒士的交流，以及自身的努力，朱元璋的学识不断增长，自身文化水平也大幅度提高，更喜欢阅读《左传》《史记》《汉书》《唐书》等史书。朱元璋为明朝开国之君，他设计了明朝的规章制度，促使新的王朝在废墟中顺利成长。由他一手建立的明朝延续了近三百年，即使在晚明时期，帝王怠政，国家机关尚可以正常运转数十年。清朝皇帝对其评价甚高，如顺治帝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理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卷71，顺治十年正月丙申，第567页。康熙立碑“治隆唐宋”，赞誉明太祖朱元璋，还说：“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清圣祖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庚戌，中华书局，1986年，第1042页。，并多次亲自或者派人祭奠明太祖朱元璋。在某种程度而言，明太祖朱元璋是非常成功的，在古代中国所有帝王中，他不失为英主。但其为人诟病的便是他的权力欲，在永保朱氏天下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大肆屠杀功臣，与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迥然不同。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身份发生了改变，与此前的同僚、朋友等等，变成了君臣关系，由平等转变成不对等的关系。结合自身经历以及遍览古今史书，明太祖朱元璋的君臣观、皇权思想也逐渐成形。在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历代君主以及儒士都鼓吹尧舜之道，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他仿效尧舜之君道。而在不断构建皇权政治的过程中，他将自己塑造成君师兼任的圣君。明太祖朱元璋不失为一代英主，他奠定了明代近三百年的各项制度，使动荡的中华大地重归有序。明太祖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一直以尧舜之道要求自己，相比其他帝王来说，明太祖非常勤政。此外，他还有明确的臣道观，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君臣关系，形成君臣一体之局面。朱元璋曾专门创作了《臣用章》，系统地阐释其对臣的认识与要求。朱元璋认为臣是君的助手，是君治理天下的得力干将；臣是为君主服务的，臣的权力来于君，君与臣是统一体，臣必须为君服务。以此而论，他认为在君臣关系中，臣是君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君与臣不是平等的关系，臣必须对君负责，而君可不必对臣负责，也不可能约束君。朱元璋：《资世通训·臣用章》，续修四库全书第935册，第264页。 明太祖朱元璋对自身的要求比较高，他认为自己都以身作则，禁私欲，那么身为臣，也必须禁私欲。然而他认为“愚顽殖民”禁私欲是很难的，必须辅之以外力，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推崇重典治国，这也是他屠杀官吏毫不手软的思想根源。他如此为之，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保障朱氏天下的长治久安。也许是出于极端的皇权心理，或许是年少经历让他看透世间冷暖，以及不法官吏欺压民众，明太祖对官员的管控极严，从他的臣道观来看，他也明确认为臣必须辅佐皇帝完成君的使命，以促成君主成为圣君。当明太祖认定该臣不是忠臣而是奸臣后，便会毫不手软地加以惩治。 经过十几年的奋战，明太祖朱元璋与他的合作者取得天下。他们支持朱元璋为皇帝，而自己也成为开国功臣。打天下的过程中，凶险异常，为了拉拢各方势力，“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承诺便发挥其效用，而一旦成功了，打天下的功臣势必要享受成功的喜悦与成果。史书多载历朝开国功臣的骄纵、排斥异己、结党营私，但他们忘记了这天下是他们打下的，但并不是他们的，而是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分封他们为侯为官，甚至是赐予免死铁券，但是在皇权面前，在国家稳定面前，这些不值得一提。明太祖朱元璋可以忍得一时，但不能一直纵容，他多次在谕旨中以及与臣的谈话中，透露让开国功臣们安分守己，享受荣华富贵即可的意思。但是开国功臣们的私欲不断膨胀，僭越法制礼制。那些将领拥兵自重，让明太祖朱元璋不得不担心，他要考虑自己皇位的安危。于是在各种内外因的刺激下，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清理开国功臣们。胡惟庸案前后株连三万多人，包括一公、十四侯；蓝玉案致死者一万多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此外，明太祖朱元璋处死了自己的侄子朱文正、李文忠；周德兴因帷薄不修被杀；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被赐死。明太祖朱元璋共封了十二公、五十七侯、六伯，经胡蓝党狱以及其他形式的清洗，开国功臣基本退出明初政治舞台，诸如汤和等仅存之功臣也不再干预朝政。 除却对开国功臣进行清洗外，明太祖朱元璋还大力整顿官员队伍，严厉处罚贪污渎职的官员。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与十八年(1385)的郭恒案更是使官署为之一空。两案与胡惟庸案、蓝玉案并称洪武朝四大案。还有始于洪武十八年的逮捕清理“积年民害官吏”，一直持续到二十年(1387)，历时近三年。 洪武朝的四大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比较令人震惊之事。明太祖朱元璋也因此被史家留下了肆杀的评价。限于篇幅，本书不一一叙述，因胡惟庸案与本书主旨密切相关，便着重阐述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