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

　　《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编纂研究》：　　**种情况是“求真”压倒“致用”。　　有学者指出，从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这种“求真”占据了历史学价值追求主流的情况至少有过两次高潮。**次高潮发生在清朝乾嘉时代，当时的乾嘉诸老慑于清代统治者文网控制之严酷，以吴派“三惠”、王鸣盛、钱大昕，皖派“三胡”、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大师为旗帜，远绍后汉服、郑之风，近承清初顾、黄之学，在声韵训诂、史料考证方面孜孜以求、刻苦钻研，把“实事求是”作为指导自己的治学宗旨，在对秦汉儒家和诸子经典所开展的研究方面为后人树立了难以企及的丰碑。第二次高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实验主义史学的兴盛期，在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新汉学”几位领军人物的大力宣扬和直接推动之下，中国文史研究界的众多学者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汉学精擅文史考证的优秀学统，另一方面又积极引入欧洲兰克、美国杜威等学派提倡的“客观主义”“实用主义”等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标举“为学问而学问”“史学只是史料学”等学术旗帜，运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更加新颖的学术视角对20世纪新发现的众多历史材料展开大规模、成系统的整理，为其后中国文史研究界众多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上述两个时期，中国文史学界对“求真”的追求大大压制了在理想状态下本应该与之相辅相成的对“致用”的追求，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明显的问题。　　首先就是令史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考证和整理层面，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客观地讲，具备充足而真实的历史史料的确是开展所有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一先决条件作为基础和保证，所有的历史研究就会因为言之无据而无从开展。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里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大致分类：“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若夫比次之书，则掌故令史之孔目，簿书记注之成格，其原虽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于备稽检而供采择，初无他奇也。然而独断之学，非是不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为按据。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然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作为学术研究基础资料的“比次之书”固然重要，但是真正的史学应该是在完整掌握和透彻研究所有史料的基础上对之加以整辑排比，并做出认识、解释其意义的努力，以期求得隐藏在千头万绪的繁杂史料背后的历史真相和可能存在的历史规律。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明确说仅仅是进行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讨工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对于史料的全面整理和细致考据只是打开历史研究领域大门的**步，虽然这一步绝不可少，但是如果研究者仅仅满足于停留在这*初的一步，*后便绝无可能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更上一层楼。乾嘉学派*主要的精力是在文字和史料考证上，胡适和傅斯年等人也将历史学研究的工作重心局限在整理和考辨史料上，将更高层次的研究工作视为不可和不必的事情。这就如同从事工程建筑，只是买足了钢筋水泥、砖瓦木石等建筑材料，却并不设计施工蓝图，也不着手从事建筑，那么这项工程是永远也没有完工之日的。　　其次是在选择研究方向和具体题目的时候容易有失权衡，从而造成与学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要求脱节的后果。平心而论，虽然科学研究的选题只要是为了探索真理和真相，无所谓等级上的高低贵贱，但是考虑到学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这其中便会存在程度上的轻重缓急。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古代音韵训诂、典籍制度方面的考辨翔实可谓空前绝后，但是除了戴震等极少数学者之外，全都缺乏对隐藏在康乾盛世末期繁华背后的社会隐忧应有的关注与思考，呈现出一种所谓“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研究状态，细密有余而高度不足。　　20世纪20年代，“新汉学”的各位史学研究健将在清代汉学家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加极端的口号。身为民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一度身居中国学术界领袖地位的“我的朋友”胡适之认为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新的恒星在学术上具有相等重要的意义；“古史辨派”头号领军人物、年纪轻轻便在中国学术界暴得大名的疑古大师顾颉刚更是说过：“科学是纯粹客观性的，研究的人所期望的只在了解事物的真相，并不是要救世安民，所以是超国界的。……国家多难之秋，国民固应该尽救国的职责，但这句话原是对一班国民说的而不是对学术机关说的。学术机关只有一项任务，就是供给研究某种学问的人以研究上的种种便利，此外一切非所当问。……至于学术机关，它只要不被解散，就依然应该提倡学术，奖励研究。……学术机关是确以提倡学术为专责的，学术机关的个人是确以研究学术为他的专门工作的。那么，他们就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埋头于学术上的问题原没有什么错处。”无论盛世乱世、顺境逆境都能够投入皓首群经、穷究学理的事业中去固然是身为学者之人的分内之事，但是如果过分抬高所谓“学术独立”的重要性而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危难存亡，一味在一些枝节问题上花费大把精力，忽视对重要的全局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这就实在令人痛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