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传

写米兰·昆德拉传，是件艰难而又冒险的事。甚至是件不太可能的事。这涉及昆德拉的基本姿态：把自己的私生活划为谁也不能闯入的禁区，始终顽固地躲在作品背后。
已经不仅仅是低调的问题了。世上低调的作家其实很多，原因也各不相同。比如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比如罗马尼亚作家埃米尔·齐奥朗；比如今日移居澳大利亚的小说家约翰·马克思韦尔·库切。
希姆博尔斯卡从不参加任何文学聚会和诗歌朗诵会。她回避正式场合，却很乐意和不多的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着鲱鱼，喝着伏特加，谈论一些日常话题。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平时，除了钓鱼和收集旧明信片，就是写诗，不慌不忙地写，一年也就写十来首。作品虽然不多，但用有关评论家的话说，“几乎每首都是精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只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见面会，就又销声匿迹了。她是个把宁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诗人。在宁静中生活，在宁静中写作。诗作也有一种宁静的力量。外在的宁静和内心的宁静，你在她的诗歌中都能感到。宁静成为她诗歌的源泉和力量，也成为她个人空间的保障和乐趣。
齐奥朗生前曾为自己定下一个规矩：“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他是个厌世者，一个悲观主义者，极端鄙视声誉，一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始终将自己置于“句子的中央”。在孤独中，思想不停地运转。他的大量箴言和警句就这样产生。有趣的是，这么一个厌世者晚年竟向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爱情张开了双臂。更为有趣的是，**鄙视声誉的他还是在身后获得了显赫的国际声誉，仿佛应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誉为他戴上桂冠。荣誉赞美尸体。”
库切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异常平静，只是轻轻说了一句：“这完全是个意外。我都不知道宣布获奖的事。”他的反应同他以往的表现完全吻合，一点都不出乎人们的意料。他平时为人处世就很低调，喜欢独处，尽量避免抛头露面，极少同媒体接触，至多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记者或读者的一些问题。甚至都不愿前去领英语世界十分看重的布克奖。这种低调需要严格的自律。库切恰恰是能够严格自律的人。他不抽烟，不沾酒，常年坚持长跑，还是个素食主义者。平时绝对不苟言笑。他的同事透露，和他共事的几十年里，只见他笑过一回。库切在生活中极有可能很古怪，很呆板，毫无情趣，但他并不是厌世者，也不回避自己的隐私。其实，他的《少年》和《青春》等小说就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他的《耻辱》《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等代表作中也到处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影子。他是个典型的让作品说话的作家。他的低调更多的和他的性格、他的成长背景、他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关。 以上几位作家的低调似乎还在人们可以理解的尺度之内。昆德拉的某些举止言行，由于极端，就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藏匿自己的私生活，决不向任何人提供详细的个人生平材料，也决不允许任何人谈论他的个人生活，还以毫无商量的口气宣称：“我从不把小说看作一种自白形式。我讨厌轻率。在生活中反对轻率，在艺术中也一样。我的生活是我的秘密，与任何人无关。”
一九八五年春天，昆德拉获得了以色列*重要的文学奖——耶路撒冷奖。昆德拉欣然接受并发表了题为《小说与欧洲》的答谢词。借此机会，一位俄裔美国女作家想采访一下昆德拉。有人善意地提醒她：苏联入侵后，昆德拉对所有的俄国人都有所警惕，难以信任。倔强的女作家没有退缩。她往昆德拉的巴黎寓所打电话，提出采访请求。果然，昆德拉的语调极为冷淡。没想到，女作家随后提到的一件事帮了她的忙。她告诉昆德拉她的祖父名叫里奥尼德·安德列耶夫，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小说家和戏剧家。这种特殊的家庭氛围让她本人也走向了文学。这时，僵局被打破了。昆德拉说他年轻时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对他相当钦佩。采访日期就这样确定。但没过几天，女作家意外地收到了昆德拉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必须提醒你我的坏脾气。我不能谈自己，不能谈我的生活和我的心理状态。在此方面，我的谨慎几乎达到了病态的地步。对此我毫无办法。倘若你觉得可以接受，我愿意谈文学。”如此一来，他彻底掌握了主动，将原定的采访变成了对话。
“头一个允许记者随意复制他的言论的作家罪该万死！”这句咒语出自昆德拉之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采访的憎恨。他有三条理由：**，采访者只提他感兴趣的问题，而不是你感兴趣的问题。第二，在你的回答中，他只采用对他胃口的部分。第三，他将你的回答转化成他的语言，他的思维方式。有时甚至任意篡改你的回答。昆德拉想到了采访**可怕的后果：人们，甚至包括**严谨的学者都会将它当作被采访者的言论加以引用。因此，他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做出决定：不再接受采访。
果然，除却由他本人同意并附有版权的几次对话，近二十年来，昆德拉一直对新闻界不理不睬。此外，他还不参与公众聚会和庆典，不参加任何学术或社会活动，不上电视，不让人拍照。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