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卍字会及其慈善事业研究

绪论 大约2011年初，在天津档案馆，笔者发现了大量涉及世界红卍字会天津分会、世界黄卍字会、世界蓝卍字会、世界白卍字会、世界白十字慈善宏道会、无极道院的档案资料。这些卍字会自1922年开始陆续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都在中国大陆停止活动。在翻阅档案资料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意识到，这些卍字会将救人、救己、救世与救心有机结合的慈善事业颇具典型性，如能将它们的慈善事业、运作机制、社会网络、慈善思想阐发出来，不仅对深入理解民国历史和社会，而且对当今民间慈善事业的健康开展，都应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 通过对这部分档案资料的分析，笔者逐渐发现这些慈善团体具有较多相似之处： **，这些慈善团体多以“卍”名会，以红、黄、蓝诸色区分之，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可比性，可合称为天津“卍”字会。天津白十字慈善宏道会、无极道院虽然没有以“卍”字名会，但无论其信仰理念，还是慈善事业，和上述红、黄、蓝、白诸卍字会都具有相似性。 第二，天津“卍”字会的会员，多是旧官僚、退伍军人、商绅，属于当时社会中的较富裕阶层。 第三，天津“卍”字会多以办理慈善事业为旨志，并均将慈善事业分为临时慈业和永久慈业两种。它们的慈善事业虽有所不同，但均主要在传统的范围内，与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现代性较为明显、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慈善团体相比，有很大区别。 第四，黄、蓝、白诸卍字会的创立，均受到天津红卍字会的深刻影响，或是创立者来自天津红卍字会，或是人员来自天津红卍字会，或兼而有之。 以此，可以将天津“卍”字会及其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一、研究动态 （一）世界红卍字会史 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末光高义便在《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一书中，专章论述了道院及红卍字会，并且特别阐释了道院与日本大本教的关系。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世界红卍字会的关注者寥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世界红卍字会的研究者们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该会的慈善事业方面（下文另述），对其创立、发展、分布、式微及思想研究尚显不足。进入21世纪，相关成果逐步增多。2002年，陆仲伟对世界红卍字会的创立、演变、组织活动、成员构成，以及与日本大本教往来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讨论。 2004年，孙江《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 把世界红卍字会的活动概括为一种实践的亚洲主义，并深入探讨了世界红卍字会与日本相关宗教的关系，值得重视。2007年，濮文起《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 是中国大陆学者较早对世界红卍字会进行全面钩稽之作。稍后，李光伟的三篇文章 ，对山东红卍字会的文献资料、世界红卍字会的缘起与发展、衰亡原因进行了探索。李氏认为，道院组织发起人的文化认同与道慈救世理念，以及道院组织成员主体——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活动，是该组织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的内在深层次原因。其硕士学位论文《道院 道德社 世界红卍字会——新兴宗教慈善组织的历史考察（1916—1954）》 ，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学者对世界红卍字会道院的基本活动进行的较完善的梳理。陈明华《扶乩的制度化与民国新兴宗教的成长：以世界红卍字会道院为例（1921—1932）》 一文，对扶乩这一世界红卍字会道院运行的基本方式进行了探究。在其博士学位论文 中，陈氏将世界红卍字会放到民国这一时代大背景之中，并和其他民间教派相联系进行考察，显示作者对世界红卍字会相关的问题深入探讨的学术自觉，较有新意。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将世界红卍字会称之为“救度团体”，并认为它继承了三教合一运动中的普世主义使命以及自我道德改造的宗旨，和较早的教派整合团体一样，与派系传统、民间神祇以及包括占卜、扶乩在内的灵媒活动保持联系，在宇宙观和社会整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笔者有所启发。 2011年10月29—31日，由山东大学主办，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城市研究中心、香港道慈基金会协办的“近代民间组织与社会救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五峰山召开。会议提交的论文中，中国学者梁家贵与张雁南 、刘平 、游子安 ，日本红卍字会的黑川正备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蔡俊亨（Jun Hyung Chae） 、韩国庆南大学俞长根 ，均以世界红卍字会作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术界对世界红卍字会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开展。 2013年以来，学术界又涌现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如孙江研究了红卍字会在伪满洲国统治区域的生存境遇，展示了该会由“不论政治，不涉党派”的慈善团体，到放弃政治中立的立场，成为伪满统治附庸的过程。 孙江通过比较研究中国、日本政府对待世界红卍字会和大本教的态度，以及它们自身的主张与境遇，指出安置宗教问题是中日两国在建设近代国家时碰到的共同难题。 沿着孙江的思路，安特利亚 扬库相信，世界红卍字会道院是中国民族主义对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一种反应。 高鹏程从起源、组织、会员、运作机制、社会救助事业与政治关系等方面对世界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这两个民国时期影响重大的慈善团体进行了比较研究。 王林认为世界红卍字会为了获得合法性，只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监督体制相妥协，以求获得各级党部的许可，进而在主管机关立案或备案。 陈明华则强调，世界红卍字会通过慈善救济这一平台争取军政官员的支持，并将自身与国民政府的救济体系相捆绑，完成“慈善机构化”。 刘泳斯梳理了吴清源与世界红卍字会的关系。 高鹏程、刘平通过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红卍字会的研究，丰富了人们对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 汪旻从世界红卍字会旅顺分会旧址上的两通碑文着手，梳理了世界红卍字会旅顺分会的历史。 文星豪通过对1936年4月崇明发生的红卍字会悬挂红太阳旗事件的分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具有慈善性质的会道门，即使承认其合法性，也始终对其心存戒备。 陈召正认为，成立于1914年的中华黄卍字会，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直接影响，而世界红卍字会受到了中华黄卍字会的影响。 （二）世界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研究 学者们*早对世界红卍字会的研究，是从慈善事业开始的。较早注意到世界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的是我国台湾学者宋光宇。1997年，宋氏发表《民国初年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慈善事业——以世界红卍字会为例》 ，对世界红卍字会的慈善事业进行了概述。其后，他又发表《绅、商人与慈善——民国初年一个慈善性宗教团体“世界红卍字会”》 ，认为该会慈善事业的领导是士绅和商人阶层。2002年的《慈善与功德——以世界红卍字会的赣赈工作为例》 ，对世界红卍字会在江西的赈济事业进行了讨论。他还将世界红卍字会的慈善事业，放到中国与世界宗教互动的高度，从普济、普度和普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颇显功力。 相比港台学者的研究，中国大陆虽起步略晚，但已呈后来居上之势。20世纪末，邵雍对世界红卍字会的慈善事业已有涉及。 2000年，张根福对抗战初期世界红卍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进行了初步探讨。 2005年，赵宝爱别出心裁地讨论了作为世界红卍字会附属组织的山东女道德社的慈善活动。 同年，方竞、蔡传斌对世界红卍字会的慈善事业进行了综合性梳理，虽然较为粗疏，在中国大陆却尚属首次。 孙语圣研究了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与社会救济的关系。 自2007年开始，李光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山东世界红卍字会，特别是对烟台、牟平分会的慈善事业进行了研究。 侯亚伟主要利用天津档案馆所藏档案，考察了天津红卍字会以救人、救己、救世为特点的慈善事业 ，对天津红卍字会所开办的学校及其运转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考察了天津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的善款、善物来源问题。 梁家贵通过对民国时期世界红卍字会的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民间组织很少出现任意挥霍甚至贪污善款的事件，与其重视对成员的教化、具有强有力的管理监督机制和精干的机构设置，并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等因素有关。 方乾坤关注了世界红卍字会在1931年水灾中对皖苏等省的赈济活动及其特点、成效与不足。 高鹏程的《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1922—1949）》是中国大陆*早出版的一部研究世界红卍字会慈善事业的专著。 该书大量利用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档案馆的档案，对世界红卍字会社会救助事业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遗憾的是，该研究所利用的资料仍然有限，特别是对山东、天津、北京等世界红卍字会重点活动区域的档案资料尚未充分挖掘，对道院与世界红卍字会之间的互动以及红、黄、蓝诸卍字会之间的分化组合的关注亦显不足。近年来，高鹏程又对世界红卍字会的医疗卫生活动、北泉慈幼院的难童教养进行了研究。例如，他通过对世界红卍字会医疗卫生活动的梳理，认为世界红卍字会的医疗慈善受到了来华基督教差会的影响，证明了该会是民国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主体之一，反映了该会对外来思想观念折中但并不保守的态度，颇有启发意义。 2011年10月29—31日的济南学术研讨会上，除一些对世界红卍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