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大約在1938年，我開始醞釀寫一部系統、客觀、權威的專著，討論中國文化去的科學、科學思想和技術的歷史。當時我認為*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現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或印度）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不過隨著時光的流逝，我終於對中國的科學和社會有所了解，我漸漸認識到還有一個問題至少同樣重要，那就是：為什麼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於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我現在認為，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首先在於不同文明的社會、思想、經濟結構。把中國與歐洲進行比較尤其有啟發性，幾乎可以說是一種試驗台上的實驗，因為我們可以不考慮氣候條件這個複雜因素。中國文化區的氣候與歐洲大體類似。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說由於中國氣候特別炎熱而抑制了現代自然科學的興起（就像有人針對印度所說的那樣）。雖然不同文明的自然、地理、氣候背景對其具體特徵的形成無疑很重要，但我並不認為這可以有效解釋印度文化。因為對於中國文化來說就更不是這樣。我相信，不同文化之間的巨大歷史差異可以通過社會學研究來解釋，而且總有一天會得到解釋。當中國的科技成就就像其他一切種族的文化河流一樣匯入現代科學的海洋之前，我越是深入細緻研究這段歷史，就越是確信，科學突破只發生在歐洲與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在社會、思想、經濟等方面的特殊狀況有關，而絕不能用中國人的思想缺陷或哲學傳統的缺陷來解釋。在許多方面，中國傳統都比基督教世界更符合現代科學。不論這種觀點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反正對我而言，他是基於我個人的生活體驗和研究。因此，為了實現科學史家的目標，我們必須注意到孕育出商業及工業資本主義制度、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的歐洲貴族軍事封建制度，與中世紀亞洲所特有的其他形式的封建制度（如果那確實是封建制度的話）之間的一些本質差異。從科學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找到某種與歐洲確實不同的東西才能有助於解決我們的問題。我一直不同意馬克思主義那種想要尋找一切文明“都必須經歷”的社會發展階段的一成不變的單一公式的思想傾向，原因就在於此。 所有歷史學家，無論他們又怎樣的理論傾向和先入之見，都不得不承認，現代科學的興起是與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同步發生的。*難確定的是社會經濟變遷與“新”科學或“實驗”科學的成功之間的密切關聯。科學史歷史編纂的內史學派（internalist school）所遇到的巨大障礙是歷史原因問題。他們在每一種表述下都能察覺出經濟決定論，堅持科學革命（首先是科學觀念的革命）不可能“源於”其他社會活動，比如宗教改革運動或資本主義的興起。也許我們暫時可以勉強認為“牢不可破地關聯著????”這樣的說法。在我看來，內史學派本質上總顯得像摩尼教徒。他們不願意承認科學家有身體，能吃喝，和同伴一起過著社會生活，內史學派也不願意認為他們研究的科學家有潛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