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通史

　　《经济通史/经济学名著译丛》：　　我们所知道的*古老的凯尔特人的经济既然只限于畜牧方面，那么关于日耳曼农业的原始阶段，无论是从爱尔兰或者从苏格兰的共耕习惯中，也就得不出什么结论了。就我们所知，典型的日耳曼农业制度一定是开始于耕作和畜牧两者差不多有同等必要的一个时期。这种制度也许在恺撒（Caesar）时代方始渐渐出现，在塔西佗（Tacitus）时代则显然以粗放草田农业占优势。但是用这两位罗马作家中任何一位的记述来进行研究都是有困难的，其中塔西佗的华丽词藻，更使人怀疑。　　同日耳曼土地制度成一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米尔（mir，村社）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虽在大俄罗斯占支配地位，但也只局限于内地各行政区，至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却没有这种制度。俄罗斯米尔的村落是一种街道村落，其规模往往极其庞大，居民常不下三五千人之多。园圃和耕地都位于宅地的背后。新成立的家庭就安置在这排份地的末端。除耕地外，也有公共牧场可供利用。耕地划分成为大块，大块又划分成为长条地。同日耳曼土地制度不同，在俄罗斯长条地并不是硬性按户分配，而是在分配时把一户有多少人口或有多少劳动力一并加以考虑的。长条地既是按人口进行分配，所以这种分配决不会就此一劳永逸不再变更，而只能是暂时性的。法律规定每12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但事实上这种重新分配进行得很频繁，往往每6年、3年甚至1年就进行一次。土地权属于个人，同家庭公社无涉，但却与村落有关。这种权利是永久性的；甚至祖先早在几代之前就已迁出米尔的工厂工人也可以还乡行使这种权利。反之，无论何人未经公社的许可，也不能离开公社，迁往他处。土地权可从定期重新分配的权利中表现出来。但所谓村民一律平等通常只是徒具形式，因为进行重新分配所需要的多数几乎是永远得不到的。凡人口增长率大的家庭固然赞成重新分配，但是却也有不利于他们的其他利害关系。米尔的决议仅仅在名义上是民主的，而事实上往往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作出决定的。一些单个家庭往往因缺粮而对农村资产阶级或“富农”负有不同程度的债务，因而这些农村资产阶级便凭靠借贷关系控制了无产者群众。重新分配问题一旦发生，他们就要看究竟是让他们的债务人继续穷困下去，还是让他们多得到一点土地，哪一种做法对自己有利，便根据哪一种做法来操纵村中的决议。　　关于米尔的经济作用，直到这个制度在俄罗斯瓦解时止，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它同个人主义的农村组织截然不同，乃是经济生活的救济手段；并且把每一个迁徙出去的工人可以回乡要求一份土地的权利，看作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一方面虽承认这会成为农艺方法和其他方面进步的障碍，但是又认为土地权迫使每一前进都要把每一个人包括进去。反对他们的人则无条件地把米尔看作是进步的障碍和反动的沙皇政策*有力的支柱。　　社会革命的力量在20世纪初期具有威胁性的发展，终于导致米尔的瓦解。斯托雷平在1906-1907年的土地改革法中给予农民以这样的权利：准许农民在规定的条件下退出米尔，并得要求他们所领受的那一部分土地嗣后免予重新分配。退社成员的那一份土地必须是连在一起的整块土地，从而在原则上像阿耳高的圈地一样，把农民分散开来，使他们分别居住在自己持有地的中央，单独地进行经营。于是沙俄内阁总理维特所渴望的米尔的瓦解终于实现了。自由主义的各政党始终不敢作这样的主张，或者像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不敢相信改革土地制度的可能性。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使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就是拥有大量资金以及按家庭成员比例来说占有较多土地的那些农民，退出了米尔，于是俄罗斯的农民就分成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富有的大农场主阶级，他们退出了米尔而转向个体农场制；另一个是被抛在一边的为数大得多的农民，他们本来占有的土地就很少，现在又被剥夺了重新分配的权利，以致绝望地陷于农村无产阶级的地位。后者仇恨前者，把他们看作是米尔的神圣法律的破坏者；而前者则成为现行制度的无条件的支持者，要不是其间发生了世界大战，他们未始不会给沙皇制度以新的支持和“武装保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