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经济学名著译丛

　　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它的缺点。受到这类束缚的观念排置法，虽然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生动性，但很容易同等程度地失去其效能。工人—无产阶级这一对，即使是个有点平凡的例子，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对人们服务的一切报酬都带有工资的性质，而不管这些人是**流律师、电影明星、公司总经理或环卫工人。因为从所牵涉的经济现象的观点看，这一切报酬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这种归纳不是无用的或没有思想的。与此相反，它是有启发作用的，即使对于事物的社会学方面也是如此。但由于把劳动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我们把它弄模糊了。实际上，我们把它从我们的画面上完全排挤出去了。同样地，一个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可以被它的社会学变形弄得错误百出而不是更有丰富的意义；反过来说也是这样。这样，在更坏的经济学和更坏的社会学中，很容易发生一般的综合特别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做出的综合。　　一般的综合，即把各种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协调起来，是极少人能够胜任处理的困难事情。结果是一般人根本不去动它。于是从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听到对于森林不满意的叫嚣。但是他们不能理解到，这种困难部分在于材料多得令人为难，而且综合的森林可能看着极像知识的集中营。　　按马克思主义路线做出的综合，即抱着使各种事物都服从于一个目的的看法把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分析协调起来，当然特别容易像是知识的集中营。目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论证——是十分广阔的，但分析结构却不如此。虽然有了政治事实和经济理论的密切结合，但它们是被强力撮合在一起的，其中没有一个能够呼吸。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解决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一切重大问题。解决倒是解决了，但只是由于把问题阉割了。这一点需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　　我刚刚说过，马克思的综合包括一切诸如战争、革命、立法变迁之类的历史事实，以及一切诸如财产、契约关系、政府形式之类的社会制度；这些东西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习惯于视为干扰因素或视为论据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打算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为了规定任何科研方案的对象和范围，这些因素和论据当然是必需的。如果它们不总是被明白地表明出来，那只是因为预计到每个人都知道它们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特点是，把这些历史事实和社会制度本身归入经济分析的解释过程之中，或者用术语说，它把它们不当作已知的数据而当作变数。　　这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国内战争、1914年的世界大战、法国的福隆德党人、法国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整个劳工运动及其任何个别活动、殖民扩张、制度变革、每个时期和每个国家里的政党政策和国家政策——这一切都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域里，而这一经济学是要依据阶级斗争、企图剥削或反对剥削、积累和资本结构的质的变化、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变动来寻找理论说明的。经济学家不能再满意于对技术问题提供技术答案，而是要教给人类以人类斗争的隐秘意义。“政治”不再是研究基本问题时可以和必须抽出去的独立因素，并且当它加入时，也不再是可以根据人们的好恶，或者扮演一个当工程师转过身时就恶作剧地瞎摆弄机器的顽皮孩子的角色，或者由于被尊敬地称为“政治家”的一种可疑哺乳动物的神奇智慧而扮演意外救星的角色。不——政治本身是由经济过程的结构和情况所决定的，它和任何买进或卖出一样，在经济理论的范围之内，完全变成各种影响的一种导体。　　再说一次，没有任何东西，比正是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的一个综合体所发挥的魅力，更容易理解的了。对于青年人和上帝似乎使他们青春常在的新闻界里的那些知识公民来说，它是特别易于理解的。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好机会，希望这样或那样地把世界拯救出来，厌恶单调得无法形容的教科书，在感情上和知识上都得不到满足，又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一个综合，于是就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他们所渴望的东西。那里有打开一切极端奥秘的钥匙，有大事小事都能指挥的魔棒。他们正在瞧着一个同时是——如果我可以暂时陷入黑格尔主义的话——*一般又*具体的图解。他们在人生的大事方面不必再感觉毫无办法——他们一下子看穿了那些对于一切什么都不懂的政治上和商业上傲慢的傀儡。考虑一些其他可取之道，谁能责备他们呢？　　是的，诚然如此——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综合的这一贡献是什么呢？我感到怀疑。描述英国过渡到自由贸易或英国工厂立法的早期成就的那些平凡的经济学家，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忘记提到产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的结构情况。如果他在关于纯粹理论的著作里不提到这些情况，那只会使分析更简洁、更有效。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补充的东西只是坚持原则，和用以补充原则的一个特殊狭隘和牵强附会的理论。这一理论毫无疑问提供了一些结论，而且是一些十分简单和确定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