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心理学

我们该从何处下手理解恐怖主义行为？事实上，又为何要试图去理解它？是否真的必要？也许单单严厉谴责一下会对我们更好。试图理解类似事件的努力或许会减弱我们面对此类事件的愤怒和震惊，而这仿佛才是更合适、更合道理的反应，比所谓的“学术争论”要强得多。当知名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被问及面对血腥屠杀的*佳反应时，他回答称唯一恰当的反应就是沉默。斯坦纳说，语言、文字、意见、观点都太容易被“收买”（正如纳粹所示），无法完整展示发生之事。斯坦纳担心，以上记述的结果过于简单化，会歪曲亵渎对过往恐惧的准确描述。 时间到了2014年，斯坦纳的这番评论仿佛变得完全不合时宜。围绕恐怖主义的戏剧性效果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者关注该话题的高效迅捷联合成就了这一研究领域（许多人称其为“恐怖主义产业”，这是一个稍显委婉礼貌的称呼）。如今，业已出版的恐怖主义研究著作足以让*勤勉的学生阅读一生，而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出现的各种关于恐怖主义话题的帖子极其晦涩，一个人一天也读不过来。因相关书籍、论著、文章、报道、简报、新闻条目、影像片段及其他信息来源太过庞杂，要想整理哪怕是某一方面的文献综述（即使是*简单的概要）也非常困难，就算是*刻苦勤勉者也是如此。实际上，尽管数据体量庞大，或者说正因如此，我们发现关于恐怖主义行为的真正科学离我们仍有相当距离。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关于恐怖主义的信息比以前多，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对该问题理解得更透彻。 今天，恐怖主义研究中仍旧是以信息误导、政治敏感、目光短浅、以偏概全的分析居于主流，粗浅草率的分析更是大行其道。这种现象十分严重，以至于自诩为“严肃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倍感压力：在如何找出基地组织活动特征的讨论中，泽维尔·劳斐尔（Xavier Raufer）①早在2003年就警告称：被误读的事实信息潮险些将我们溺亡。十多年后，劳斐尔所称的信息潮汐已赫然演化成了海啸。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界所谓的“阿伯塔巴德文件”（Abbottabad documents）公布的涓涓细流式的信息竟也从另一侧面佐证了我们以往关于基地组织“上层”运作的想法是多么缺乏想象力，何等狭隘甚至错误。 法国恐怖主义学者劳斐尔的观点在更广层面上依然成立。在恐怖主义研究内部，研究理论好像变得越发抽象，同时，研究数据也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多半是二手数据，或者是缺乏透明度的一手数据）。在现今学术环境下，*令人担忧的还是学界尚未充分理解现有知识的价值，也不清楚当前有哪些可用策略，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干扰、破坏恐怖主义组织网络。我们并不缺少刻画恐怖主义及对其潜在回应的精妙比喻，但如何知道这些比喻能与未来的现实相吻合？或者与一年后的现实吻合？如果反对暴力极端主义代表一种潜在公认的反恐政策和战略，那么倘若我们能更加细致地评估现有研究，我们就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这些研究可以指导我们如何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并进一步告诉我们通过谁、在何种层面、如何知晓反恐策略是否有效。 我们对恐怖主义过程和恐怖分子行为的理解深受恐怖主义本身关键特征的影响：它的极端暴力，或者从广义上讲，它的各种策略。我们经常将恐怖行为贴上“懦夫”的标签，因为它具有隐秘、非法、颠覆性强且无法预知的本质特点。虽说不一定准确，但由于针对非重点恐怖组织的可证实数据少之又少，对这些组织的了解还存在较大局限性。对普通读者来说，这可能有些出乎意料，虽说过去十年，学界对恐怖主义现象的关注逐步上升，但我们对非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理解仍然相当滞后。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些出发点可以依靠。虽然表述含混不清，使用起来也前后不一，但“恐怖主义”这一术语仍是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如果本书主题是理解何为恐怖主义或如何定义恐怖主义，那么我们可能马上就要开启一场耗时（可能数十年）冗长的争论，并着手创建一种系统分析，客观、批判地研究这个问题。虽然本书并非关于如何定义恐怖主义［其他学者如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和亚历克斯·施密德（Alex Schmid）在这方面已做出了不少卓越有效的尝试］，但我们仍有一种意识：我们的工作应在既有框架下展开。 写作本书的主因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为何迄今为止心理学在恐怖主义研究中仍未起到太大作用，也是为了试图解答恐怖主义心理学广泛存在的一些困惑。长期以来，学界普遍推定可能存在某种恐怖分子人格，许多学者也尝试从技术角度用心理学构建刻画恐怖分子发展的轨迹轮廓［如描述特定类型的恐怖分子，如自杀式恐怖分子、劫机者等；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对比研究，如比较恐怖分子和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凶手（像校园枪击案涉案枪手）之间的异同］。然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学很少介入恐怖主义行为分析。当代关于“恐怖分子心理”的讨论方式掩盖了现有研究缺乏数据驱动的实证主义分析的现状。 总体来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些重要原因。正如**、二章即将向我们展示的，恐怖主义行为科学的发展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其糟糕的描述现状：即便是针对恐怖主义或恐怖分子*简单的批判分析，也会出现大量含混且前后不一的用法。此外，由于恐怖主义是非法活动，要想接触实际参与者或真实场景，获取用于研究和分析的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也是一种挑战。恐怖主义的本质就是这样：它以一种潜在有力的方式冲击国家政权，引发一系列的安全和其他焦虑。这可能会限制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性质和范围。在此处只是简要提及另一个关切，但它可能是心理学要面对的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恐怖主义内在过程仿佛与涉及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的高层活动密切相关，心理学对类似议题好像没有什么发言权，这些话题一直以来仿佛都是其他学科独享的领域（尤其是政治科学）。学者们就非政府恐怖组织及其反对的国家层面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重要关切点：考察前者行为的研究常常对后者没有任何关照。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是：研究者对某些案例中驱动和维持非政府组织行为的因素理解得相当狭隘。 关于恐怖分子行为的科学？ 本书的中心议题就是探讨依据现有的关于心理学和心理过程的研究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提升对恐怖主义的认识。虽然笔者着重强调恐怖主义过程的某些特定方面（尤其是笔者个人认为的、代表恐怖主义核心周期的三个阶段：至少是个体恐怖分子经历的三个阶段），但除此主要工作以外笔者并未提出其他论点。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研究项目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例如，我们可以很快确认能够从心理学角度介入恐怖主义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 **，个体恐怖分子及其参与过程使得暴力行为得以出现并且延续（连同其相关活动），我们将其称为“恐怖主义”。迄今为止，这是大部分心理研究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学界对维系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体因素的重视：这些吸引原因、加强因素以及支撑性特质，为*初涉入恐怖主义和后续参与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动力（这可能也会深刻影响非暴力政治或支撑行为在维系暴力行为中扮演的角色）。 第二，可以从心理角度探讨个人与其所处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考察常常要求我们考虑恐怖主义运动组织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组织对于处在各个层面的个人行为的深刻影响，或者个体在更广范围运动中扮演的任何角色。此处应当提及：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本书的焦点，反映出我们急需努力厘清围绕上述议题的含混和误解。 第三，对恐怖主义活动产生影响的评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所有恐怖主义分析的固有任务，因为我们尚无法将对恐怖主义的反应和研究者试图理解和概念化恐怖主义的努力截然分开。所有针对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的研究都将反映对此问题的关切。但大部分心理学研究好像都把重点放在恐怖主义对两个关键领域的影响：公众层面（考察其如何成为直接受害者，如恐怖袭击后或目睹恐怖袭击后造成的创伤性精神紊乱）；以及恐怖主义如何影响政治体制及那些处于体制高层（即处于普通民众之上）的人。 第四，可以从心理角度探讨的就是方法论问题，以及我们需要考虑并创建的研究恐怖主义的新途径。本书贯穿始终的中心论点就是：不能全盘接受基于权威或信仰的恐怖主义知识。当代学术争论充满了各式“恐怖主义专家”，他们甚至在恐怖袭击发生几分钟后就开始愚蠢地大肆“分析”，这些分析统统让人困惑，同时还具有误导性。这种做法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争**比恰当正确还重要，尤其是当恐怖事件证明思考性记述失实，它们很难自圆其说的时候。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用证据来解决争端。如果我们希望恐怖分子行为研究成为严肃科学，就必须将自身研究与现有学术领域的理论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好的研究总是始于好的描述，然而作为恐怖主义研究团体，我们却并未遵循这一原则，反而急于去创建一种理论试图解读恐怖主义，或者按如今时髦的做法，试图解释“激进主义”（后续将有更多解读）。 现有恐怖分子研究存在一个特殊问题：缺乏重要的多样化实证主义数据链，无法对特定观点提供有效支撑。研究者能够得到的数据大都源自二手途径：学术书籍，新闻报道，恐怖分子的公报、声明、讲演、遗嘱以及自杀式袭击者的遗嘱视频、自传等。当然，对经验老到的恐怖主义研究者来说，他们还可以从安全部门或政府机关获取信息。虽然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改观（但必须承认改变速度较慢），但从常规来讲，我们还是很少花工夫聆听恐怖分子自己的陈述。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接受，但为了更好地理解恐怖主义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必须和那些已经或正在涉入恐怖暴力的人会面、交谈，这是不可避免的。对学术取向的读者而言，这一点可能尚有争议，但实际情况却不那么清楚：学界不愿涉足暴力领域的倾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对大多数人来说，围绕恐怖事件的戏剧性效果往往左右了我们对恐怖事件过程及其煽动者的认知。我们的出发点其实应当是对独立、透明、数据驱动的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古板与充满陈词滥调的学术愿望：希望某一天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为何有第二版？ 证据表明，恐怖分子行为研究已显著增加。伴随着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的坚实努力，我们已看到其研究成果能够在多个层面指导我们回应恐怖主义的措施。研究资金充裕易得，至少在短期内促进了多研究部门的跨学科协同合作，同时也带来了可喜的进步。把概念和理论争辩与防止和干扰恐怖主义活动的实际操作考量相结合已不再只是奢望。虽然依旧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不再需要哀叹恐怖主义研究的匮乏。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借用1989年亚伯拉罕·米勒（Abraham Miller）在《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期上提出的警告：恐怖主义学术研究者像新闻记者一样匆忙付梓的做法现在已不仅仅是一种忧虑。随着社交媒体推特的流行，这种情况时刻都在出现。不，正如亚历克斯·施密德（Alex Schmid）②于2011年在非常全面的《恐怖主义研究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errorism Research）中提到的那样，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过多，而是这些东西大多数不配被称为研究。 毋庸置疑，事情已经好转。2005年起，已有两家知名学术期刊开始刊登恐怖主义研究的作品。如今，至少有四家同行评议学术期刊正在发行，还有至少十余家网络杂志也在运营，这些杂志所刊发文章的立场、视角、观点等均允许作者随时修正、更改或精炼。 恐怖主义行为的实证主义研究越来越受欢迎，其明证之一就是相关著作明显增加。一些老问题仍然存在，但（至少现在）已经越过了通过恐怖分子个体类型解读恐怖主义的议题。尽管如此，我们在回答一些相关问题上的努力仍然不够。恐怖主义分析人士经常老调重弹的一个观点就是：在适当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恐怖分子。这种观点完全正确吗？可能未必。即使那些确实希望加入恐怖组织的人，也不一定全部都想涉足暴力。事实上，过去七年恐怖分子心理研究的*大收获可能就是，我们终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恐怖主义涉入、参与和脱离的复杂性，及其对恐怖主义干预策略可能产生的影响。 截至2013年年底，我们已经可以说：未能抓住恐怖主义涉入复杂性的现实，对相关研究产出的质量产生了极大影响，使我们无力完成关于恐怖主义全面的、有价值的文献综述。我们越来越擅长于提出合适的问题，并采用合适的方法找寻答案。虽然恐怖主义研究领域仍旧充满了自说自话式的专家，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各个方面似乎都“颇有研究”，且喜欢四处宣扬，但我们还是应当承认已经取得的进步。显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推动一个尚处于幼年的领域尽快成熟起来。 2011年，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建议我考虑写作第二版，起初被我婉拒。虽然在2011年和2012年，英国和美国的心理学研究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我深知，只有参与新型创新项目的研究队伍也参与进来，这项研究才能*终完成。可以说，本书完成之日，正是这类研究崭露头角之时。笔者相信，上述两者将彻底改变我们对恐怖分子行为的认知。此外，我并不想简单地完成一部经过东拼西凑的“扩展和更新校正”版，或是仅仅新瓶装旧酒。当然，有不少新研究需要纳入其中，但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重复2005版，除非我有机会再次重温自己在书中提出的原创观点（有些情况下我会将其去除）。我提出的好几个（事实上有很多）论点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仍有其他观点需要进一步打磨。在本书中，我希望自己展现给读者的是在原来关于恐怖主义涉入、参与、脱离三过程观点的基础上（此观点由本人于2005年提出），经过打磨而成的更为精细的版本，通过各种项目及与美英两国同事的通力合作，这一观点已取得了长足发展。 当然，今天写就的任何一部关于恐怖主义的论著都不得不谈及“激进主义”问题，而在2001年之前，人们在恐怖主义研究中却很少提及这一术语。笔者相信，学者们当下对理解“激进主义”的执着甚至偏执，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有助于恐怖主义研究。事实上，笔者的观点是：对“激进主义”研究的偏爱，其代价是我们未能深刻理解人们为何以及如何涉入恐怖主义行为。而在恐怖主义涉入的另一端，笔者认为我们近乎魔怔地关注“去激进主义”非常具有误导性，其代价是我们未能积累关于脱离恐怖主义行为的实用知识（这类知识极具反恐价值）。虽然我们对恐怖主义这一过程和阶段的研究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想借本书给予之机会重新整理和澄清**版的一些批评意见。为了达到预期效果，笔者引用了许多来自不同恐怖组织的案例和论述。虽然基地组织仿佛逐渐衰落（尽管还远未终结），但本书使用的不少关键案例仍源自近年来的基地组织成员（基地总部及其分支机构）。此外，我与如今所在单位（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反恐与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Terrorism and Securit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同事合作进行的研究以及我与以前所在单位（宾州恐怖主义研究国际中心）同事合作进行的研究也为本书提供了素材和帮助。我还尽量使本书避免过于专业化、学术化，力求平实易懂，以回应读者的需求。我希望自己在不影响思想质量的前提下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在*后章节，有关反恐经验的内容也进一步延伸。虽然我始终不愿在一本书杀青时，谈及一些“也许”或“应该”被身负应对复杂的恐怖威胁重任的相关部门纳入考虑范围内的规定性准则，然而通过与执法机关、情报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多次会面交谈，我越发感到有必要将极其复杂的研究发现升华提炼，将其变成可操作的建议提供给他们。当我刚刚做完简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名高官对我开玩笑说，在华盛顿，每个人都是文盲，难怪学术界也费尽心机要为自己的研究找到受众。他这番话道出了一个现实：如今，反恐机构被各式材料、简报、展示、建议、报道等狂轰滥炸，以至于任何试图化繁为简的努力都会受到热烈欢迎。 提炼庞杂繁复之研究成果，使其成为易于消化（即容易识记）之信息，这种工作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艺术。这对大多数时候习惯于向同行展示“方法”“结果”和“讨论”的学者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挑战。然而，对学者们来说，化繁为简（即使之通俗易懂）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多能将恐怖主义谜题的复杂性化简为摘要和比喻；而如果处理不当，它就会误导受众，使之对理论、研究和可行性措施之间的现状关系理解不清，这对那些不仅需要理解恐怖主义，更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应对恐怖主义的人来说尤其危险。 也有许多专家从不犹豫给相关部门提供所谓“应做之事”的建议，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基本证据支撑这些建议。这种做法代表了验证和评估研究成果以及专业知识的**步。所以我想对在反恐领域工作的同仁们说：不要只是抱怨恐怖主义专家“泛滥”，你们的责任是向他们提出合适的问题，并为他们的设想找出依据。 因此，有些事情自**版开始就没有变化，比如我们的研究原则：依靠基于证据的实证主义研究途径，回答关于恐怖分子行为的问题。首版末尾弥漫的悲观情绪不仅反映了理想主义反恐研究者对严峻现实的预判，而且印证了他们希望尽快拨乱反正的愿望。此外，笔者认为它还反映了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在恐怖分子心理学研究方面所犯的错误。令我深感痛惜的是：我们过去一直执拗于确认恐怖分子心理画像是否存在，这倒不是我觉得它不值得为之付出学术努力，而是因为其他原因，我认为片面关注恐怖分子心理画像使得我们无暇涉入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得出对恐怖主义应对机构更有效的结论。我一直纳闷，我们为何要关注无形的、精神层面的概念，而对那些可以扰乱恐怖分子生活模式、打破其诱惑力的因素熟视无睹（事实上，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并不是人人都适合恐怖主义）?反过来，找出并确认这些诱惑因素能够帮助我们完善反恐策略，防止更多的人被吸纳进入恐怖组织。从某种角度讲，这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出发点，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各种策略。 总体来讲，本书旨在告诉读者：心理学知识和理论能怎样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恐怖主义这个复杂的问题，并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指出，这些知识和理论只能基于我们对恐怖主义现实的清楚判断。而这种清楚判断本身就依赖于首先要对问题进行积极的、可验证的、数据驱动下的描述。一位资深学者提出，这种描述理应成为恐怖主义学术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帮助他人了解事件真相。尽管如此，对某些人来说，心理学途径意味着诊断性。考虑到恐怖主义的性质，我们有理由推测那些犯下恐怖罪行的人员（如枪击、爆炸或斩首的实施者）至少在某些方面比较特殊（如果他们不是和我们其他人在更为广泛的心理层面不同的话）。 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年会在美国费城召开，其间我担任论坛主席，与同事米娅·布隆姆（Mia Bloom）、杰瑞·珀斯特（Jerry Post）以及其他学者一道，同大家讨论政治暴力议题。讨论结束后，一位听众（一个职业精神病专家）站起身来，声称我们将恐怖分子描述为不同于变态或心理病态的做法让他“很受伤”，甚至深感失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决定不删除讨论恐怖分子思维模式的早期方法。或许这一章节主要是用于历史性的参考，但无论如何，它都始终是本书的一部分。 调整恐怖主义心理学研究范围，使其瞄准更广泛的焦点，发现更多途径来理解恐怖主义涉入和参与，这种方法可能十分有用。本书后续章节的结构深受这种需求的影响，需要坦承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及其影响，因而我们决定用单列章节分别评述恐怖主义涉入（第四章），恐怖主义参与（第五章）和恐怖主义脱离（第六章）。直到*近，我们才开始承认：诱引人们加入恐怖组织的因素与他们成为恐怖分子后的所作所为关系不大，起不到解读阐释的作用。当我们考察是什么因素维系恐怖分子涉入，又是什么因素可能导致恐怖分子*终脱离恐怖组织时，我们发现这些因素也是这样。 虽然本书的写作方式适合各种受众，但笔者尤其关注批判性读者：包括那些对以心理视角切入恐怖主义研究缺乏信心的读者，他们可能认为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恐怖主义并不见得比传统的系统分析恐怖行为本身高明。我参加过不少有关恐怖主义的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也意识到，人们对恐怖主义心理分析的误解一方面源于我们在恐怖主义心理学领域进展缓慢，另一方面源于学术领域之间原有的隔阂冲突。即使在经验丰富的研究者眼中，恐怖主义心理学也显得模糊、局限，但通过科学的心理途径介入恐怖主义研究，为反恐部门提供可操作的建议以预防、扰乱、管控恐怖活动的范围，这种学术理想仍然深植于学者们心中。我希望读者能占据更佳位置，深刻理解恐怖主义的心理分析模式为何可以使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行为去神秘化，以便帮助我们拟定更好的研究计划，并制定更明智的应对策略。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清晰明确的答案，但较之2005年，我们确实已经进步不少。我们拥有多种方式可以就这一复杂议题提出适当疑问，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能放开手脚更加现实地理解恐怖主义，而后者对于我们如何应对恐怖袭击后的惊恐和困惑将大有裨益。 2005年，在本书**版付梓之后，我强烈地感觉到：虽然此书并不能展示一种乐观愿景，但它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状。2014年，我可以更加骄傲地宣布：我们在记录、描述、理解恐怖分子行为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并已经开始指导恐怖主义应对措施的制定，这是以往没有的。恐怖主义研究方兴未艾，我们不能骄傲自满、裹足不前。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为之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