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事典:012:012

常言道“靡不有初”，掌握了大权的宋文帝自然想有一番作为。对一个封建帝王而言，所谓“作为”不过是内修文治和外立武功。正所谓“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所以我们先来谈文治。 首先不得不说，宋文帝继承了一笔不错的政治遗产——“义熙土断”。这是义熙八年（412年）和义熙九年（413年）间，刘裕尚是东晋臣子时主持的。土断的核心就是清查户籍，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将不用交税服役的流民临时户籍（即白籍）改为需要交税服役的国家正式户籍（即黄籍）；二是对世家大族虚报户口，藏匿劳力进行清查。土断的结果能使国家增加许多纳税服役的户口，增强国家实力。此前，东晋权臣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是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取胜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通常被认为是东晋南朝时比较彻底的一次土断，大大改善了东晋末年和刘宋初期财政、兵源的供应，保障了晋末宋初的平叛和开疆拓土的需要。由于土断过去仅十多年，因此其良好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退。 其次，宋文帝励精图治，着实推行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促进政治清明、有益于百姓的举措。元嘉三年五月，宋文帝下诏派遣十六位使臣巡视四方，考察地方官的治绩和作为，听取各地的舆论及治国建议，并督促郡县赈济老人、鳏寡孤独及重度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的人。从已知的巡视官员反馈情况看，这个举动起到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其一，确实有不少问题通过这个渠道反映到了朝廷。比如始兴太守徐豁谈了武吏课税太重、征税年龄起点太低，郡内银矿课税死板、矿工生活艰难，中宿县少数民族俚民聚居区不产银矿却以银课税三大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其二，一批政绩出色的官员得到了奖励。比如“清勤均平，奸盗止息”的宣威将军、陈南顿二郡太守李元德进军号宁朔将军；“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约守俭，久而弥固”的彭城内史魏恭子得绢五十匹，谷五百斛；“治政宽济，遗咏在民”的前宋县县令成浦、“在事有方，民思其政”的前鲖阳县令李熙国、“自少清廉，白首弥厉”的山桑县令何道，各得绢三十匹，谷二百斛；徐豁更是以功绩突出，获奖绢二百匹，谷千斛。通过奖励这些人，朝廷树立起了良吏的榜样。 其三，鼓励社会上的良风益俗，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宋文帝对报上来的孝行代表河南秦绵、吴逵，吴兴潘综，梓桐张楚，会稽郭世道、严世期都予以了表彰，批准了富阳县令诸葛阐之禁止与夏至日五色丝穿着相关的风俗。前者很好理解，那么后者呢？ 据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汉代在五月初五日用五色彩丝系在手臂，传说可以延年益寿，辟除鬼邪疾病。南朝宗懍的《荆土岁时记》大致说法相同，但多了彰显妇人养蚕功绩的作用，以及夏至日吃粽子时亦用“练叶插五彩系臂”的提法（练叶即白绢做成叶形）。也就是说，五色丝要从五月初五用到夏至。据说，今日一些地方仍有类似风俗，戴一段时间后烧掉或者抛入河中。古代没有化工产业，彩丝染料取自天然，制作颇费人工。制作出来的彩丝纯粹为了装饰，之后又白白损耗，是有浪费之嫌。然而，民间风俗流传已久，以国家强力手段禁止又稍嫌苛刻，自然不会成功。但是，这一禁令将皇帝反对奢侈浪费的态度明白无误地传达给天下人和各级官吏，有一定积极意义。 其四，推荐了一批隐世的人才，特别是文化人才。明据可查的便有雷次宗、陶潜、刘凝之、宗彧之。雷次宗是儒学大师，对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毛诗》（《诗经》）特别有研究。陶潜就是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刘凝之以德闻名，与富户出身的妻子甘贫乐道，乐善好施，妻子丰厚的嫁妆都分给了亲朋好友，有余钱或地方官给予的钱都用来周济穷苦人。宗彧之亦以德行和文章著称。虽然这四位都谢绝出仕，但反映了宋文帝在文治方面的态度。后来，在多次努力下，雷次宗终于在元嘉中后期两次出山去建康讲学，影响深远，不能不说这次征召有其积极意义。 此后，宋文帝继续坚持节俭与恤民的方针。元嘉四年（427年）二月，主管皇家车马的车府令建议更换皇帝御辇的车篷，并为车席边缘包裹代表尊贵的紫皮。宋文帝认为竹制的车篷还没有损坏，而紫皮又过于昂贵，所以没有同意。针对各地的水旱疾疫，他却不吝派人赈灾。特别是元嘉四年夏季的京师瘟疫，他不仅派遣医生和发放药品，还对无家属的死难者免费提供棺材，予以收埋。面对自元嘉四年秋开始的大旱灾，他在次年正月下《罪己诏》，认为“责深在予”，要求政府各部门直言朝政不足之处，不得隐讳。 此间，在经济政策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他积极筹划铸钱事宜，这是自西晋以来一个半世纪之后又一次官方铸钱活动。尽管元嘉四铢的实际开铸始于元嘉七年（430年）十月，此时**次北伐已经开始，但讨论和准备应早于此时。根据目前对考古发现的元嘉铸钱陶范和钱币实物的研究，当时开铸的四铢钱有效仿汉武盛世改革之义，虽然多年未铸钱导致铸造技术退步，铜矿资源不足又稍有减重，但新钱仍然厚实足量，有利于市场流通，堪称善政。 宋文帝还给予了帝乡的百姓特殊照顾。这里所说的帝乡，不是彭城县，而是刘裕迁居的丹徒县。丹徒不仅是帝乡，还是刘宋王朝支柱北府兵的重要来源地，当地的乡亲有许多参加过刘裕的起义，甚至倾家荡产追随他南征北战①，为刘宋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封建社会，对这样一片“龙兴之地”给予超常规的政策倾斜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元嘉四年二月，宋文帝来到丹徒县，拜谒祖宗的陵墓。三月初三，他又仿照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事②，在丹徒行宫大宴父老乡亲，并下诏加恩免除丹徒县当年的租布，所有犯了五年以下徒刑的丹徒籍刑犯均立即予以释放，参与开国战事的军人家庭以及现在为将的家庭给予抚恤。当然，宋文帝的政策力度比不上刘邦的世代免除赋税徭役，这是大一统王朝与偏安政权在气度上的差异，更是南朝国家对民户控制力弱、经济实力不强，不允许在福利政策上开口太大的缘故。 除了百姓得益之外，朝廷上层政治的稳定与否也是衡量*高统治者作为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封建王朝，君权交替是不可避免的大事，因此，太子被认为是国之根本（简称国本）。早定国本，确立名分尊卑，被认为是减轻王朝内斗的一种策略。宋文帝接纳了这一观点，元嘉六年（429年）三月二十五日，他立年仅4岁的嫡长子刘劭为太子。 权力分配和运作方面，随着辅政大臣集团被清洗，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表面团结一致的群体也开始分化，旧有的裂痕显现出来。起初朝廷的政治格局是王弘以录尚书事的身份主掌外朝（即为宰相），王华、王昙首以侍中身份主掌内朝。王华作为王氏不同分支的代表，本就与王弘、王昙首存在微妙的利益争夺，且他一贯功利心重，不甘人下，甚至直截了当感叹“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对不能大权独揽不满，加剧了内部斗争。幸喜的是，元嘉四年王华病逝，并未造成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