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新闻》:电视与受众研究(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

译者序受众接受分析研究为文化和媒介研究学者提供了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研究问题域，而该领域涉及边缘群体和主导群体之间的关系、文本结构和受众理解之间的关系、地方知识和意识形态过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观念层面看，这种研究关注的是受众与媒介之间的解释性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在广泛的民族志语境中被理解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认知逻辑，戴维??莫利和夏洛特??布伦斯顿在1976年和1979年完成了本书的研究内容。受众研究的传统范式长久以来遵循双重路径，即“强效果”理论和批判学派的大众文化悲观理论。这两种遵循传统实证主义的逻辑，具有强烈本质主义的“决定论”观念的研究范式一直以来占据主流地位。对其而言，媒介影响力总是对特定主体产生不可逆转的压力，具有直接对意义接受主体进行社会性定位的功能，即始终将受众视作被动的媒介文本意义消费者。作为对传统范式的反拨，“受众接受分析”或者说“受众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并发展起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融合了一直以来许多“各自对立”的研究传统。按照莫利的看法，呈现在本书中的研究工作，连同利贝斯和卡茨的《达拉斯》（1991）以及珍妮丝??拉德薇的《阅读罗曼史》（1985），这三项受众民族志的研究共同构成了对上述传统范式的有力冲击。这些研究充分展示出对于那些将意识形态功能归结于“不可抗拒”效果的简单观念的质疑与反叛，并有效表明任何采取“绝对主义”霸权话语的观念总是难以获得充分的经验层面的证实。因此，在莫利看来，采纳民族志方法的受众接受分析研究关注的核心主题仍然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即如何理解霸权/反抗的结构，抵抗与服从、反对与同谋的交织等是受众研究关注的要义所在，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是可以实现的。莫利与布伦斯顿在1976年至1979年对英国BBC晚间电视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了分析，而作为研究成果的本书即是运用民族志方法对上述问题的回应。项目研究的初衷在于从经验层面对霍尔著名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检验，即试图验证主控/对立的文化解读模式，认为意识形态的信息总是与主体进行互动后才有选择性地实现。而研究的两个基本假设正是来源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即受众总是积极主动的，同时认为媒介文本的内在含义始终处于多义语境之下，可以获得更为多元的解释，但莫利在研究之后的反思中提出，除了通过民族志方法验证上述假设的成立之外，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理解上述假设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以及它们的理论和经验后果是什么，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反思。当霍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注意到“所谓受众研究的一个新的和令人兴奋的阶段”开始时，他提出了“编码/解码”的概念，以便将文本分析和受众研究结合起来。霍尔从文化研究视角表达出对主体在文本解读过程中的理解行为如何实现的强烈兴趣，希望能从经验层面获得检验，如何分析和考察在传播过程中主体对于文本的“理解”和“误解”的程度，而这种程度的强弱与作为编码主体的媒介机构和作为解码主体的受众具有直接关系。莫利和布伦斯顿根据霍尔的思路，通过对《全国新闻》节目进行的民族志方法分析，检验了“编码/解码”理论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受众接受分析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生产、复制和消费文化意义的过程，而这也正是霍尔当年提出“编码/解码”理论的初衷之一。因此，这项研究成果的学术意义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实施了对霍尔传播过程模式的经验性检验，另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从方法论变革层面为拓展性地理解意识形态运作机制提供了可能。因此，这项基于“编码/解码”理论的受众接受分析研究重点在于通过考察传播过程的意识形态作用机制，将研究注意力从媒介文本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决定因素转移到对于受众自身所承担的文本意义解读角色的构建。这导致了对进行“对抗性解读”的受众的关注，也由此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法等涉及传统意识形态霸权主义的理论产生了观念层面的质疑。可以说，莫利和布伦斯顿的研究在验证“编码/解码”理论，驳斥媒介或文化霸权的理论时，对积极受众的解读自主性提出了一些*具理论张力也*富争议的观点和主张。当时，与莫利受众民族志研究并行的是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文本分析方法，即基于心理学视角，以意大利精神分析学者劳拉??穆尔维“凝视理论”为代表的“屏幕理论”传统，而莫利认为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其进行了广泛的解构。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部分，莫利和布伦斯顿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方法和德国伊瑟尔接受美学、美国苏莱曼和克罗斯曼的文学“读者反应理论”相互结合，同时参照了意大利埃科符号语言学的“读者的角色”理论，对文本和受众的关系进行了另辟蹊径的综合分析。他们提出，“类型化受众”是一组隐含的假设，可以在文本的结构中检测到，这些假设使得传统观念上封闭和静态的文本意义体系从根本上变得开放和不稳定，意义的阐释取决于“真实受众”的实际解释贡献。因此，正是在这种文本与受众相互界定的概念下，莫利和布伦斯顿将文化批评和精英文化理论运用到大众文化研究中，重新讨论了意识形态文本意义与实际受众文本解读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本项研究产生了新的理论认知，其中*主要的认知之一就是利用民族志方法分析了受众在面对媒介意义过剩时的选择性反应。因此，莫利和布伦斯顿想要构建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受众概念――积极的受众，即主体可能会如何处理文本，以便使得传播过程的关注重点从媒介内容生产者转向受众。莫利和布伦斯顿认为，对于受众研究来说，“主体性”到底是文本的属性，还是研究者的想象，或是受众行为的一种预测形式，是需要在经验上进行证伪的，因此，这项研究充分显示出对霍尔受众接受研究观点的认同。莫利认为，霍尔创立“编码/解码”理论模式并非将对抗性、协商性和主控性三重解读模式等而视之的，而是具有鲜明的激进主义立场，其坚持认为主控性阅读，即主控性意识形态阅读无疑是意义诠释的主流方式，文本分析始终应当基于其内在的主流意识形态意义，而不是多数研究者所认为的，或者在一种平均主义观念下认为的“协商性”解读。因此莫利认为，如果霍尔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受众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讨论空间。另外，这项研究充分地表明了研究中“文本语境”的重要性。莫利认为，如果不能将文本的解读置放于其存在的语境中进行分析，那么就无法对意义的解读行为进行充分洞察。受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与意义理论的影响，文本内容分析被局限于解释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对主体实现直接定位，它将文本分解成原子式的结构组成，而忽略了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连接。而根据莫利和布伦斯顿的研究观点，“文本语境”才是赋予文本以意义的东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文本分析需要放弃这样一种假设，即在意义的解读和诠释中，不应将注意力全部聚焦于文本中重复出现的“意象的整体模式”，而应当回到那些关注文本内部和周围各种有可能影响和刺激文本意义生成的多重结构性要素之上。正是在这一点上的转向，使得文本分析开始远离机械的主流意识形态定位机制，同时也将受众研究的意义指向转化为如何找到更好的理解方式来阐明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而不是放弃任何一方，转而支持另一方，即研究不应该陷入将微观考察等同于单纯的具体经验，或将宏观分析等同于抽象或理论的陷阱。这项研究自面世以来，一直处于激烈的理论辩论与争斗之中，以詹姆斯??柯伦、约翰??科纳、格雷格??菲罗和戴维??米勒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对该项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学术质疑，而其中*大的争论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本意义的控制力。正如这本著作所做的，在征得文章作者同意的前提下，莫利和布伦斯顿将科纳等人尖锐的批评性文章收纳于本书之中，构成了第三部分。这种行为一方面体现出莫利和布伦斯顿良好的学术涵养和开放性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文本意识形态研究问题层面的复杂性。莫利等人即使坚决捍卫自身的学术立场，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中多重范式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任何一种将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绝对化或者相对化的做法都有可能将对这一复杂机制的诠释引向本质主义的尴尬境地之中。莫利和布伦斯顿所开创的受众民族志研究被科纳、柯伦等研究者描述为“新修正主义”（New Revisionism），批评者言辞之间充满了对这项研究在理论领域创新性的疑虑和讽刺。批评者认为，作为大众传播的分析范式，接受分析研究并不是原创性的理论突破，而是相当于将既有的多元主义以及“使用与满足”理论进行了重新包装，只不过是完成了“新瓶装旧酒”的工作。莫利对于柯伦等人的质疑进行了坚决反驳，认为受众接受分析研究并非一种理论的“翻新”，而是在特定的研究历史语境下对受众研究领域的重新理解，特别是对受众“主体性”的重新定位，能够让我们重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进行再度审视，而他们这些所谓“新修正主义”研究者们工作的创新性意义也正是在这个层面得以获得合法性的。例如科纳认为，莫利等人的受众研究过于重视微观文本意义的消费过程，因此淡化甚至回避了媒介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制问题，这种新的受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种“社会学的寂静主义”，即在研究过程中，对微观文本意义上的消费行为的洞察取代了对媒介与社会宏观结构互动机制的分析。莫利认为科纳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其存在这样的理论假设：含蓄地把宏观等同于现实，而把微观等同于表象的领域。因此在莫利和布伦斯顿看来，科纳等人的观点没有合理认识到宏观/微观、真实/琐碎、公共/私人、男性/女性不同划分之间的逻辑关联，而这正是莫利这些“新修正主义”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部分。因此，莫利等人认为科纳在理论上机械地使用了一个充满本质主义色彩的“宏观结构”概念，它是根据预先给定的结构来实现概念化的，而不是在正确的意义层面上使用吉登斯的“结构化”过程，即其并没有注意到社会宏观结构只能通过不同结构层面的微观权力运作才能得到构建和生成。然而，尽管对柯伦等人的质疑和批判持有保留意见，但莫利和布伦斯顿仍然客观公正地对待了批评者的意见。莫利同意柯伦的看法，即受众接受分析研究尽管充分肯定了主体解读的主动性，但这种解读并不是不受约束的，文本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仍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承认“积极的受众”存在尽管体现出对于意识形态简单效果或主流意识形态模式的挑战，但这并不代表可以不顾其影响而走向后现代的多元主义的纯粹符号化民主。莫利和布伦斯顿认为，文本的不同意义之间尽管存在着抗争和角力，但受众重新诠释意义的能力很难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能力相提并论，后者仍然主导着受众解读文本的意义走向。正如伊恩??昂所指出的，“问题在于，尽管受众可能以无数种方式积极地使用和解读媒介文本……但如果乐观地把主动性等同于无所不能，那就大错特错了”。可以看出，莫利和布伦斯顿的研究充分验证了受众主体性对于文本意义诠释的作用，也对意义的多元场域结构进行了证实，但他们认为，如果为了强调文本多元意义而去积极拥抱相对主义，那就堕入了一种“符号学民粹主义”的窠臼之中。莫利认为，不应当将他们的研究与当时美国文化研究中的乐观主义等同起来，即认为媒介统治是软弱和无效的，因为人们创造自己的意义和乐趣。在莫利和布伦斯顿看来，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认为来自多元类别的亚文化群体能够完全自由地构建其行为意义，是天真的理想主义。但是，由于这种客观的分析态度很容易被判定为消解主体性的保守意识形态，因此往往陷入“符号学民粹主义”的指责之中。因此，莫利提醒必须要审慎地对待意识形态问题，认为“符号学民粹主义”模型理解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机制运作层面过于乐观，因为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物质条件和资源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是媒介话语获得的主要决定条件。这一观念与霍尔一脉相承，后者认为，文化领域本身就是一个由权力和差异构成的关系领域，其中一些元素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元素则处于边缘位置，但这种结构性的位置并不是永久固定的。对于莫利和布伦斯顿来说，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应当采取一种具有理论张力的方式。受众民族志研究的价值在于重塑意识形态体系，以便更好地呈现这一问题的实际多样性和复杂性，但要注意的是不要因此而陷入一种绝对个人主义的倾向之中。如果民族志方法重视关注社会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细节，那么应当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性资源背景中去考察不同场域的特定运作策略，即必须在文化和政治相互交织的更大系统性背景下解释这一问题。因此，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既不能停留在虚无的符号学民粹主义之上，同时也不能毫无顾忌地回归原教旨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书的翻译实践层面，译者参照了美国学者佳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对于雅克??德里达著作《论文字学》学术翻译的理念和方法。斯皮瓦克曾在《作为文化的翻译》一文中对精神分析学家梅拉尼??克雷因的“婴儿与母语生产”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梅拉尼??克雷因提出，翻译的工作是一种不断穿梭的运动，也就是一个‘生命’。人类婴儿抓取某一物，然后抓取许多物。对一个无法区别于内部的一个外物的这种抓取构成了一个内部，在两者间往返，通过所抓取的物而把每一物编入一个符号系统。人们可以把这种原始的编码称作‘翻译’”。而如果“读者……把翻译的不断的穿梭运动翻译成被阅读的东西,一定对再现的技巧和‘容许的叙述’――克雷因语――有了*亲密的了解，而这些正是一种文化的本质，读者也一定对事件假定的原文负有解释的责任”同①.。根据斯皮瓦克的观点，学术翻译是将原文的生命通过译文进行延续的过程，如果传统翻译将固定性语言规则和社会背景的“语境”视为翻译标尺的话，那么斯皮瓦克则认为语境只有相对的稳定性，总是充满着意义的“潜在生成力”，原文语境所留下的“罅隙”正是为“他性”提供了介入的通道，以使那些看似稳定的语境得以获得异质的意义填充，这就意味着原文的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续，必须要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取得两者之间的张力平衡，或者说在跨越意义的场域转换过程中重新构建一个“差异系统”，而这个差异系统就是译文对于原文的承接与延续，也正是学术翻译所要探究和发现的关键之处。斯皮瓦克在对《论文字学》的翻译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上述理念，她自身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观念也皆始于此项工作，尤其是其为此撰写的英译本前言，她的女权（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解构实践也由此找到了学术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因此，依据斯皮瓦克这些开创性的学术翻译观念和实践，译者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确立了两个层面的指向：一是通过对于戴维??莫利受众民族志研究思想和方法尽可能深的介入，坚持在学术史发展脉络中回溯原著的学术观念始源和流转进程，以求尽可能地“客观再现”其生成场域和思想原貌；二是希望在一种探索式的翻译过程中能够找到原文中那些或隐或现的“罅隙”，通过意义阐释与重构用“异质化”的认知对其进行填充，以求能够从延续和传承角度为这一经典学术文本的意义流动提供一些可能的现实走向。尽管这两个层面的目标实现起来困难重重，特别是后者更对翻译人员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素养提出严格的要求，但正是这些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才能够真正体现出对这一经典文本的尊重与负责，同时这也是译者所希望达到的翻译目标和在学术研究实践中保持的行进方向。作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本书的翻译工作得到了陈卫星教授、郭建斌教授、王天定教授等多位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为译者提供了大量学术著作研译工作的具体指导。我曾经的同事现陕西师范大学张建中教授多次和译者一起分析讨论，为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意见。2016年在美国交流时，时任林登州立大学国际教育事务总监的特拉沃??巴斯基（Travor Basky）先生积极协助我与戴维??莫利教授进行沟通，并针对翻译中涉及的语言、文化的观念冲突等问题给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翟江虹女士从译著选题、内容规划、翻译规范、体例编排、出版流程等方面提供了大量高度专业化的建议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译者的学识水平和语言能力所限，译文中肯定存在着一些误译、错译或者与原文存在出入的地方，在此也诚恳地希望阅读本书的各位专家和读者随时提出批评指正，以便及时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