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重读《生死场》 萧红，一位来自东北的女作家，生活在民族危机的时代并身受其苦。她写下了几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丰富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回应着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危机，而在1942年过早离世。[1]作为小说家，萧红在文学史家的笔下，要比另一些女作家，如凌叔华、张爱玲、庐隐等幸运得多，因为这些女作家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直到*近张爱玲的命运才有所改观。此种现象部分是由于鲁迅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因为他曾经指导过萧红，并高度评价她在30年代的作品，除此之外也还因为在大多数男性批评家的眼里，萧红并未将自身局限在女性生活的“琐屑细节”之中，而是触及了民族存亡与反帝斗争的宽广主题。这种不无裨益的解读保证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地位，虽然萧红的经典地位与其他大家相比还是偏于低下，但其代价是它抹除了萧红对于女性与民族国家思考中的深刻张力。 我们在这里讨论萧红，并不是为了抬高这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是为了检讨民族国家取向以及由男权宰制的文学批评实践，因为它们对挪用萧红作品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典化并非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有关权利与“天赋人权”的话语在使批判性思考成为可能的同时，亦同样会使之无能为力。譬如，女性主义批评毫无疑问地要关注在已经确立的文学经典中女性的缺席或者边缘化位置。但这种批评的切入方式恐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修辞其本身并不能生发出有活力的批判性思考。我们必须正视如下事实:有些人比如女性是被历史地逼到边缘地位，而有些男性却有能力选择边缘位置，以更好地向中心发动进攻。[2]文学史处于边缘位置的作家进入经典，会使文学经典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有所改进，但是，这一做法究竟是向经典规范化本身进行挑战，还是通过更为自由,也更为多元的表象，反而强化了经典规范?当斯皮瓦克说，“我们正在尝试的，不仅仅是以另类经典来扩大经典规范，而是废黜经典规范化的方法”的时候，她也许过于乐观了，但我认为在她的陈述背后隐含的批判性洞识，是值得深铭于心的。[3] 萧红以她本人的一生和著述与民族主义话语的斗争，可以从多方面关系到中国现代批评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性别化状况。自打《生死场》作为鲁迅发起的“奴隶社丛书”之一种(其他两本为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发表后，对这部作品的接受与评价，一直受到民族国家话语的宰制，这种宰制试图抹平萧红对于民族主义的暧昧态度，以及她对男性挪用女性身体这一-隐喻的否定。[4]大多数评论者将它视为一部“民族寓言”，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反帝国主义作品。其结果是，我们几乎离不开这一高度发达的、体制化的、男权中心的批评传统，去解读萧红，因为这种批评传统限制并决定着对其小说意义的理解。不过，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这种性别政治，迄今尚未引起那些身陷其中的评论者与文学史家的注意。[5] 用“民族寓言”去解释萧红作品的基调*初始于鲁迅和胡风。 众所周知，鲁迅和胡风分别为《生死场》的**版写了序言和后记。作为“奴隶丛书”的编者，胡风在后记中赞扬书中体现的抗日精神和中国农民爱国意识的觉醒:“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的前线。蚁子一样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6]相比之下，鲁迅虽然没有在他后来被广为引用的序言中把民族之类的字眼强加于作品，但他仍然模糊了一个事实，即萧红作品所关注的与其说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7]，不如说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鲁迅未曾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鲁迅本人的民族兴亡的眼镜，清晰体现在他有意提及上海闸北的火线，以及北国的哈尔滨，或是英法的租界，这造成了鲁迅对萧红作品的阅读盲点。 对于《生死场》这部小说，除去鲁迅和胡风奠立的主流的民族主义的解读外，是否可能有不同的阅读?我对《生死场》的分析，关注的是作为意义争夺( contestatory meanings) 之重要场所的农妇的身体。 围绕萧红本人为这部小说1935年版设计的封面图案( 黑色的块面包含小说的标题，并叠印到深红色的背景上，见图五)展开的一场争论，似乎暗示了不同读法的可能性。毋庸赘言，批评家对这幅画的确切含义一直观点不一。有人说画中的黑色块喻示着一座旧碉堡， 而背景上的深红色代表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东北人民的鲜血。另一些观点认为那片黑色块实际上代表的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地图。[8]只有刘福臣在一篇讨论萧红的绘画及其他艺术创作的文章中指出，那片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而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切割的国土。他认为，向上仰起的农村妇女的脸庞和划过她嘴角及脖颈的笔直线条表现了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东北人民的愤怒和力量。[9]虽然刘福臣没有解释萧红何以用女性的而非男性的头像来代表东北人民，他的文章还是暗示了从性别角度解释萧红封面创作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可能性由于民族国家话语的遏制而未能展开。或许更有说服力的解读是，如若那片黑色勾勒的是女性头像，又与满洲国的地图相契合,那么完全有理由认为，图中斜穿而过的线条不仅象喻中国领土的分裂,而且也象喻着民族主体的分裂。同理，若是封面的深红色块可以联想为 东北人民的鲜血，则也可将这同一片深红理解为女性身体的血，因为小说对女性之躯的表现总是与流血、伤残、变形与死亡密切关联的一不论是由于生育、被殴、疾病，还是自尽。女性身体的无所不在，在民族国家话语上投射了一道全范围的阴影，并坚持在东北农村的生死搏斗中强调女性身体的异质性意义。虽然人们不一定接受以上的读法，但围绕《生死场》的封面设计所引发的争论，对以往的萧红研究中盛行不衰的单一的民族主义诠释提出了质疑，因而至少开辟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空间。 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批评家经常诧异萧红的“抗日小说”何以要包罗如此繁多的乡村妇女生活的细节，何以直到*后:几章才涉及日本侵略的事件。孟悦和戴锦华在她们出色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曾对《生死场》从女性主义角度作过评价。虽然她们没有直接与民族国家话语交锋，但已开始试图从女性的身体体验去看待生与死的意义。[10]在此我想将她们对《生死场》的分析再向前推进-步，探讨一下为什么女性的身体能够为观察民族国家的兴亡提供批评的视角，而不是反之亦然。 小说中女性身体的界限，主要是通过农村妇女对于生育、疾病、性、衰老与死亡的体验来界定的。尽管这部小说暗示着生死轮回的佛教观念，但小说本身却不拥戴它的某些人物的佛教信仰;恰恰相反，小说强调的是女性肉体的困境，将其受伤害的意义落实在此生此世当下的社会经济语境中，而不是放置在因果报应的世界里。死，是肉体可怕的分解，而不是对生活之苦难的*终规避。贫穷、无知、阶级剥削、帝国主义以及父权制皆达成共谋关系，是这一切使农村人民，特别是妇女，降低到动物的生存层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