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世界文学(第二版)

倾城之恋
张爱玲（1920—1995）与哈比比是同时代人。她的作品将殖民地语境下的浪漫故事与政治背叛的关系表现得入木三分。这些开创性的故事写于世界的另一端——上海；它触及的帝国主义背景也很不一样：那是“二战”期间被日本大面积占领的东亚地区。张爱玲既是*重要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中*具世界性的人物。她的整个后半生都居住在美国，并于1960年入籍。她生于上海这个中国*国际化的都会；那里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租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她的母亲在英国受过教育，虽然小时候缠过足，却也在阿尔卑斯山滑过雪，后来与不忠的、抽鸦片的丈夫离婚。张爱玲就读于美国圣公会所办的圣玛利亚女中，那是上海国际化名流们心仪的学校。在那里，张爱玲学会讲流利的英语。她痴迷于英国爱德华时代的小说（H. G. 韦尔斯和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她的*爱），但也同样喜爱《红楼梦》和其他中国古典小说。1939年，她获得伦敦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是日本侵华战争阻断了她前往英伦求学之路。结果她转往香港学习文学，后来又回到上海。在这里，二十几岁的她迅速奠定了自己的职业作家地位。她嫁给了文人胡兰成，此人为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服务。几年后因为胡兰成的屡次外遇，他们的婚姻破裂。因此对于张爱玲来说，性与政治背叛的相互纠缠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上的主题。后来，她花费数年时间写作和修订出一部短篇小说《色·戒》。2007年，这部小说被中国台湾导演李安改编成一部扣人心弦并包含直白情色镜头的电影。
张爱玲很早就练就一双慧眼，洞察到上海生活的复杂性；这个地方处在各种对立元素交汇和冲突的节点上：传统与现代、消退中的男权主义和发展中的女权主义、亚洲与欧洲文化等。她那些1940年代初的故事，战争始终是它们的背景。在其中一篇名为《封锁》的故事中，士兵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封锁了街道，电车停驶了，车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发生了短暂的爱情。男人买了菠菜包子，正准备带回家给妻子。包子被裹在西式报纸里：
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
（张爱玲，《封锁》见《倾城之恋》，239）
在旁边，“一位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一位乘客以为他在画素描，说是“现在兴的这些立体派，印象派”。他妻子附耳道：“你的裤子！”而另一个路人看到那医学生“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则评论道：“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242）
吴翠远则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她念书时的专业是英语，现在正在母校教书——“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241）。不过，虽然吴翠远对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但也感受到格格不入和孤单——她迷失在翻译里，甚至是多重的翻译里：“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241）为了反抗她那规矩冗繁、压抑的家庭，吴翠远半推半就地答应了这个男人突如其来的提议，做他的情人。但是电车又开动了，男人退回到他的壳里，这段调情不会有任何结果。在故事的结尾，吴翠远沉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251）
在张爱玲的好几则故事里，战时的政治被光明正大地转译成两性之间的政治。在1943年的短篇小说《倾城之恋》中，一个落魄的年轻女子白流苏，与富有的花花公子范柳原发生了漫长的纠葛。故事中随处可见战争式的语言，比如徐太太“双管齐下”，同时为白流苏和她的妹妹物色丈夫（124）。结果范柳原把白流苏带到了香港，还在豪华的浅水湾饭店订了两间相邻的房间；“浅水湾”这个地名贴切地描述了两人的关系。范柳原一直忍着不出手，显然是想在自己不迈出**步的情况下，让白流苏主动投降。白流苏“总是提心吊胆，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对她做冷不防的袭击，然而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他维持着他的君子风度，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144—145）。
*终他们成了情人，即使范柳原为白流苏在香港半山租了一座别墅，却仍然不愿意确定关系。结果就在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香港，接着开始攻城，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剩下的）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164）故事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居然拉近了范柳原和白流苏的距离：“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让他们在一起……”在这里，张爱玲不忘加上她那招牌式的世故：“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164）*终，当白流苏点燃了一盘蚊香，故事的叙述者总结道：“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167）——或者我们也可以借用萨依德的话来说，什么是乐观，什么是悲观？在这个帝国、家庭、两性都在争斗的世界中，白流苏是一个沉稳自持的幸存者；不得不说，她多少有点像伏尔泰笔下的莒妮宫德。“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莒妮宫德会懂得欣赏这笑吟吟的表情，古代传奇故事里的那些女主角也同样能心领神会。正如故事的叙述者所言：“传奇里的倾城倾国的人大抵如此。”（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