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

《戏曲盔头制作技艺 李继宗》 第 一 回 家传手艺 年少学徒立大志 我的爷爷名叫李兆瑞，从小拜师学习做盔头，那位老师的真实姓名我不清楚，只记得他艺名叫“宫中人”，是皇宫里戏班子做盔头的匠人。当时学徒讲究“三年零一节”，学满出师后，爷爷就在北京草市街开了一家盔头铺，名叫“瑞兴隆”。1915 年，铺子开张后不久，我父亲李鸿昌就在柜上当了学徒，那年他12 岁。 1939 年，我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1954 年， 三年后到第四年的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我小学毕业要升初中，家里就决定不再让我上学，到北京去学徒。尽管怀着许多不解，我还是收拾行囊，来到了北京华林昌盔头铺学徒。“华林昌”这个名字取自我爷爷的弟弟李有华、李兆林和我父亲李鸿昌三个人的名字，开设于 1950 年。华林昌因为做出来的盔头质量上乘，在当时颇受一众戏曲演员的好评。 刚到柜上，我父亲就和师傅们说，别拿我当少掌柜看待，务必按照普通学徒来培养。当时柜上一共八个人，叔伯爷爷李有华的儿子李鸿全、外甥李仲泉，也都在柜上学徒。那时候我才 14 岁，李鸿全比我大 20 多岁，我管他叫四叔。李仲泉大我七八岁，按学徒他和我是同辈，但按家中长幼他是我长辈。按照规矩，扫地、买菜、刷锅、洗碗，来了客人沏茶倒水，早上起来倒夜壶，这都是我这个小小学徒分内的活计。除了这些，八个人的饭都是我做， 柜上还规定早上吃面条，晚上吃米饭。我每次给大伙儿做饭都要分成三拨，**拨做好之后掌柜先吃，第二拨师哥吃，*后一拨才轮到我自己吃。那个时候还没有直接能买到的现成手擀面，我一个 14 岁的小孩儿和面粉揉面团，自己使劲擀。当时觉得苦啊，真是太苦了，数不清哭过多少次，说我不干了不学了。但是我父亲告诉我，当年他 12 岁就做学徒，也是这么一路熬过来的，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学好学成。 因为我岁数太小，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抻铅丝、掐口丝，所以一开始并不能直接上手做盔头，父亲就让我跟着他学点绸点翠。因为这个活计比较轻巧，而且要求干活儿的人认真细致、手脚麻利，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合适的。这一学就是两年。 这期间还有一段让我差点改行的小插曲。当年中国戏曲学院还叫中国戏曲学校。有一天学校那儿一位姓沙的老师上我们华林昌来，一见我就说：“你们这儿怎么还有个小孩？”众人回答：“那是李掌柜的儿子，在这儿学徒呢。”“这么小学这个干吗，跟我唱戏去吧！”老师接着打趣说，“别人上我们那儿唱戏得考试，你要是去，直接当插班生，不用考。但是你得给我喊两嗓子，会唱吗？”我说：“我会唱《武家坡》。”接着我就开始唱。老师听了直乐，说：“你这嗓子可以了。走！跟我上戏校去，不在这儿学这个了。”我父亲说：“沙老师，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唱戏不养老，怎么能让他唱戏呢？”我父亲哪知道，后来唱戏也 60 岁退休，怎么不养老呢？我说：“爸，你让我唱戏吧，我特喜欢唱戏。”“不行，你得学门手艺，越老越值钱。”要不是我父亲终究没同意我改行，没准儿我真唱戏去了呢。 1955 年，适逢国家推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不允许个人做买卖，“北京盔头戏具生产合作社（以下简称盔头社）”正式成立。成立之初，盔头社里点绸、做绒球等工种的师傅加起来一共只有 46 人，只做盔头这一种活计，后来很多尚未参加合营的盔头铺陆续加入。1956 年 1 月，华林昌也响应号召加入了盔头社，我随父亲一同前往。 去盔头社之前，柜上要停工盘点资产，然后等待上班通知，这期间有十天假期。那时候我父亲和我商量说： “入盔头社要报工种，就给你报点绸吧，你已经学了两年点翠点绸了，起码可以评五六级工。”当时生产技术人员 按照技术高低，从一级到八级定级，八级为*高。 让他没想到的是，我坚决不愿意报点绸。“那你报什么？”我父亲问。当时我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想法比较长远。点绸在我看来属于做盔头行业里的一个辅助活计， 没有做盔头的做出盔来，点绸的就没饭吃，我干吗在人家下巴底下吃这碗饭呢？我说：“不管挣多少钱，我不报点绸，要做就做盔头。” 父亲说：“你想做盔头可以，但你没学过，什么都不会啊。”我说：“这不还放十天假吗？他们谁爱玩谁玩，我就用这十天把做盔头学会！”当时这番话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吹牛，但我自己很有把握，有了前两年的点绸学习，和这期间在一旁观看学习的经历，哪个盔头什么形状我都了然于胸。所以这十天里，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师兄魏春轩的指导下，从镞活开始，夹纱、掐丝、合里儿、掐口、糊纸、烫活儿，*后沥粉，全凭自己从头至尾按照工序做出了四顶宫中小太监戴的太监帽。这在盔头当中虽然是*简单的一种样式，但我自己颇感欣慰，也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众师傅都刮目相看。 第 二 回 入社工作 天赋初现获赏识 十天之后接到上班通知，我们柜上七八个人就一起来到盔头社，然后被分进了几个不同的组里。我如愿以偿被分进了盔头组，在这里遇到了我上班后的**个组长—— 杨宝祥，原聚顺号上的师傅，我叫他杨叔。 “你之前在哪儿学徒？”杨宝祥见到我之后问。我说： “华林昌。”他一听，“华林昌的活儿做得不错啊，你会做什么？”我硬着头皮大胆说：“就做点大胎儿活呗。”但实 际上我在柜上的时候，只做过两年点绸，根本没做过盔头。他说：“那好，你学徒几年了？”“两年了。”“三年出师，你来两年也差不多了，那你先做四顶金雕‘官中活儿’吧。”金雕就是舞台上丞相戴的盔头，特点是两边有长长的大躺翅。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等我沥下粉去以后，杨叔见到了就表扬我说：“小李，你这活儿做得不错。”我说：“您别夸我，哪有毛病您直接说，现在做得不太好，我还得慢慢来。”杨叔说：“真的不错，你再做四顶金顶王帽。”金雕见棱见角，结构和装饰都相对简单，比较好做；而王帽是皇上戴的帽子，前后都是圆的，拼起活儿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等我把做好的四顶王帽拿给组长看，他再次一点儿都不含糊地表扬了我。杨叔说：“小李，你这活儿做得绝对好，这么着，从下拨儿活儿开始，你就不许做官中活儿了，直接做一级活儿，我给你评个三级工。”“官中活儿”和“一级活儿”是当时盔头社为盔头产品划分的两个不同级别。“官中活儿”既不点绸，也不贴金刷金，就简单上点小绒球，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地方农村小剧团。而“一级活儿”则精致得多，只有技术好的人才能做。 我听了之后连连摇头，说：“那不行啊，杨叔，你看咱们组有一个刘志刚，有一个王金刚，这俩都比我大好几岁。他们是三级工，我也三级工；他们做官中活儿，你让我做一级活儿，他们会有意见的。”“不行！我让你做一级活儿你就做一级活儿，我是组长我说了算，他们有意见找我，跟你没关系。”组长很是坚持。 就这样，在做了四顶金雕、四顶王帽之后，我就进入了做一级活儿的行列。组长看我做活儿又快又好，也给了我不少额外的照顾。那年我 16 岁，还不懂什么叫梦想，只是下定了决心，既然辍了学，让我做盔头，我就要把它干出点名堂、做出个样来！俗话说得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做什么事情，稀里糊涂的，那不行。 第 三 回 不计报酬 特级组里长本事 1957 年，国家改变政策，实行计件工资制。盔头社也不例外，一律奉行多劳多得。当时做什么工作都是有时间工分的，举例来说，每天工作 8 小时算 10 个工分，做 一顶王帽用时 6 个小时，也就是 8 个工分，要是做四顶王 帽出来就算 32 分。像我们三级工，原本每月的工资是 40 块 5 毛，实行计件制以后，在 1957 年的同期水平下可以挣 一百五六十块钱了。要知道盔头社当时*高八级工才挣 82 块，七级工才挣 71 块。所以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下，人们的工作热情都特别高涨！ 但这个政策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也渐渐突显。那就是，各组组长都提出来，不要老师傅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个集体单位，当时还没有退休这一说，到了六七十岁，只要还能干活，还能来上班，就继续来；什么时候来不了了，就跟厂长打个报告说明情况，结算三个月工资就可以回家了。年纪大的老师傅们确实有一把好手艺，但是出活儿慢，加上级别高、基础工资也高，好多组的组长都反映他们影响了计件，成了各组沉甸甸的包袱了。 领导说这些老师傅你们各组都不要，这怎么办？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为了照顾老师傅们，盔头社单独成立了“老头组”，起名叫特级组。门市各组做卖活儿，特级组专做定制活儿，工资按八级发，生产没有定额。当时我脑袋瓜一活动，我说这个组好啊。为什么好呢？各个老师傅都有他们自个儿的绝艺，别人因为影响挣钱就不要他们了，但我觉得跟着老师傅们才能更好地学到真本领，这是学习技术一个*好的机会了。所以我主动和组长提出，要去“老头组”上班。组长特别纳闷，“小李，你为什么要去老头组呢？你知不知道老头组挣的是基本工资，你要是去了，一个月还是只能挣 40 块 5 毛。要是留在咱们组，我可以按五级工给你开工资，比一百五还多。”我说：“谢谢组长的好意，我不要。40 块 5 毛，除了我吃饭还有不少富余呢，我就要去这个老头组挣这些钱，我认了。”他也没辙，说：“你这么固执，那你去找领导请示吧。” 结果社长一听我要去特级组，也特别不理解，问我： “小李，你为什么非要去这特级组呢？你知道去那儿挣的是基本工资吗？”我说：“挣多少工资我已经很清楚了。可 是这些老师傅年纪都大了，腿脚不方便，谁给他们打水？ 谁搞卫生？我去这个组，一方面，是为了照顾这些老师傅；另一方面，我挑明了和您讲，就是为了学徒、学技术。”社长说：“那好吧，你去了那边也还是按规矩，每个 月评奖一次，一等奖 6 块，二等奖 5 块，三等奖 4 块。”我说：“我也不为评奖，40 块 5 毛就够我花了。”社长听了也 没别的办法，就这么同意了。 当时不光领导，我们组里好多人都说，小李你犯什 么傻，眼看着能挣一百七八十了，干吗非去挣那 40 块 5 毛呢？我说：“你们为了挣钱，我为了学技术，人各有志罢了。”就这样，我进入了特级组工作。 特级组被安置在锦华号二楼，没有电梯，楼梯还特别陡。60 多岁的师傅尚且能自己上楼，年纪再大点的就需要有人搀着他们上下了。在组里，搞卫生是我的活儿，扫地、打水也是我的活儿。我们做盔头，离不开明火，每天必须笼两个大火，所以笼火也是我的事儿。后来天气转凉了，我特意去得比较早，把地扫了，把火笼好了，把老头们的杯子都给刷了，然后打开书包把自己买的好茶叶给老头们泡上。老师傅们一上楼到屋里本来冻得直打颤，结果一摸水杯热热乎乎的，高兴地说：“又是小李给我们沏的水吧！”我说：“你们走这一道挺冷的，快暖和暖和吧！”久而久之，我在特级组里的所作所为老师傅们都看在眼里，心里都很感动。 在当时的京冀两地，包括京剧一团、二团、三团、四团，评剧院，河北梆子，以及“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等个人剧团在内的剧团，加起来得有 20 多个。其他各组计件做的都是卖活儿，这么多剧团，哪个名角儿要做点活儿都得上我们特级组来，有的是拿样子来要求照着做，有的提出要求改动点什么，都到特级组来专门定制。 其实当时对我们手艺行当的人来说，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要说学徒，真正让老师正儿八经手把手教给你，几乎没有，全是在旁边看着这活儿老师是怎么做的，想着下回我自己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但特级组的老师们对我可谓是倾囊相授，不管做什么特殊活儿都让我站在旁边观摩，甚至手把手教我，事无巨细地告诉我哪个帽子注意些什么，角儿的活儿和一般的活儿哪儿不一样，具体区别在哪儿。打个比方说，有的老师傅给马连良做顶纱帽，喊我说，小李过来。我就过去在旁边站得笔直。老师傅说：“看看这是马连良的纱帽，为什么马先生喜欢这顶纱帽？它和普通的纱帽区别在哪儿？谭富英也是四大须生之一，谭先生的纱帽跟马先生的纱帽不同之处在哪儿？记住了吗？”再比如，这儿有一顶给梅兰芳做的凤冠，老师傅正做着，也叫我过去，“小李看看， 这顶活儿是梅兰芳的，你看梅兰芳的凤冠跟别人的凤冠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你都记住了……我这么大岁数，做不了几年了，以后我们要是不在了，就该你做了。” 当时特级组一共十六七人，有四个八级工，其余全为七级以上。这其中，八级工赵宏禄老师特别喜欢我。他没直接找我，而是托岳怀璞大爷找到我说想收我为徒，问我同意不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等过两天休息日就回家拜师去。我说：“那可太好了，赵老师技术也好，我一百个同意！”到了礼拜天，我拿着两瓶酒、打一点心匣子就到赵宏禄老师家拜师去了。老师家摆了一桌，请我和岳大爷吃饭，之后进行拜师仪式，我还和老师、师娘一起到大北照相馆去合影留念。 1958 年，仅仅维持了一年的计件工资制停止实行，特级组也就没必要继续存在，随即原地解散，我也回到了原来的小组。回到组里以后，大伙都拿我开玩笑说，小李你瞅瞅，特级组去了一年，你还是一个月 40 块 5 毛，我们每个月挣的零头都比你多，你傻了一年啊！可我知道自己不傻，在特级组待了不到一年，但学到了别人恐怕一辈子都学不到的知识和技术，那些老师傅的恩德我感激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