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谈话录

……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事实上，吉尔·德勒兹和菲利斯·迦塔里经常会宣称：“所有哲学家当听到有人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吧’时，都会跑得远远的”。哲学家德勒兹和精神分析师迦塔里都相信讨论会严重伤害哲学，因为“对于圆桌会议来说，讨论是很好的选择，但对于哲学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关于讨论，说得好听点就是，因为参与者没有讨论同一件事，所以事情不会跑得太远”。 哲学家之间公共对话很难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不过，在上述的引文中，讨论被理解为是在个人意见的交流的特殊意义上进行的，*终目的是为了在某个给定问题上达成的共同结论。对于德勒兹和迦塔里而言，恰恰相反，哲学的任务毋宁说是创造概念，围绕问题给出复杂的概念体系。这种概念体系无需讨论，因为随着讨论越来越清晰，会降低可讨论的模糊性和事件性的空间，以及衡量、做出让步和协商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某种无需讨论的东西。 这样提出了如下问题，即两个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是否可以不只是对话者轮流宣布一些自成体系的论题，偶尔让双方都同意。贝克特就是创作这类对话的宗师，他创作了弗拉基米尔和埃斯特拉贡 之间的对话，他们二人在彼此惊奇和荒诞赞同之间摇摆，并极其夸张地反对交流，没有任何共同基础的保障。 不过我们不必将《等待戈多》看成是不可能进行对话的证据，而应该将其对话理解为他们以各自顽固的方式的展开，我们或许不用共享德勒兹和迦塔里的悲观。当然，哲学确实不因对话而著称。哲学史上有着大量地对对话的拒绝。我们或许在这里会想到反讽的苏格拉底，他会公开揭露出对话者的概念混淆，而那些人呼吁保持表面上的对话，而有着许多类似于“是的，的确，苏格拉底”这样的表达。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讨论——既不是意见的交流，也不是其他形式。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来思考德里达和阿多诺的文本。某些人认为要理解他们，就要将他们看成是对读者的提问，这只会导致读者进一步缩回自身去自娱自乐。在关键时刻，他们都退出了对话交流。*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开头，他将个人意见表达与普世真理对立起来。语言并非个人的意见，因为语言必然表达出某种普遍性，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出我们个人的意思。哲学对意见不感兴趣，甚至会超越于意见层次，他并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对话，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普遍性相抗衡。 拒绝对等的讨论，拒绝通过对话交流进入关系，拒绝承认任何与自己相对立的东西：这些就是哲学摧毁对话基础的三个策略。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得出结论，关于各种形式的普世性的意见的对话，对于哲学来说都太过荒谬，对话是一个杂交的怪兽，每一个哲学家都避之不及。在良善的、自由的观念交流中，在友好和蔼地对其他人的意见的接纳中，在自己的温馨的开放中，以及在*终对共享的，对“问题的本质”的共同和交互阐述的概念中，哲学害怕失去自己的“事业” （Sache），即辨别事物的能力。意见交流为达成共识铺平了道路，但达成共识，并非哲学的成就。所以，哲学允许没有成果、没有方案、没有信条，也允许没有对事物的公认的评价，哲学多少有些超然和徒劳，也不会有什么朋友。 不过，如果一方面哲学逃避甚至害怕对话，另一方面哲学总是要质问所有人，不断地像这样来实现自己。哲学显然是理性的事务，是一种理性的话语和在如下信念引导的论断，即可以向任何人言说哲学。所以，哲学要诉诸可靠的证明和逻辑链条，而不是求助于玄妙莫测的讳莫如深的渊源。作为一种理性话语，哲学旨在确保他人的赞同，它喜欢有着良好基础的论争，在思考中稳步前进。那么，对于其合理性，就转向了公共领域，正是在公共领域中它展现出合理性。于是，这是一个理性实践问题。苏格拉底并不逃避对话争论，他的全部哲学都在于对话。德里达的许多著作*初也是对话。阿多诺希望做广播节目，甚至黑格尔本质上是个讲座型哲学家。哲学不可能逃避公共言说，它被迫也需要走向公共空间。本质上，哲学就是一个公共行为，即便书籍也是一种面向公共领域的写作方式——通过退回自己来反思实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私人哲学——从一开始，没有一种哲学不是公共哲学，它并没有留在私人空间之内，只要一开始思考，哲学就开始了实践。 但提出公共领域是哲学思考的一个前提条件，意味着什么？哲学需要大量的听众，以及拥挤的市场吗？可以从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的一个著名场景来阐明这个问题，在那里，年轻的希波克拉底请求苏格拉底帮他在智者普罗泰戈拉面前说好话，他希望成为普罗泰戈拉的学生。他们一起去拜访了普罗泰戈拉，先去弄清楚希波克拉底将会被教些什么。当他们找到普罗泰戈拉时，他坚持认为，他们关于教育的对话需要在公共场合中进行，因为作为智者就是要教育他人。由于智者言说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这样，就需要其他人来当对谈人，那么我们可以说，智者就是*优秀的公共演说者。不过，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他们不断地被证明不知道他们所知道什么的。希庇阿斯，另一位智者，已经穷尽了各种努力来界定美是什么，他只能各种特殊的例子，而给不出普遍层次上的说法。对于他们的信念，智者给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辩护，也不能将这些关于美、善或任何其他形式本质的思考的观念统一起来，因为他们*终只能停留在个别例子的层次上。由此产生出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在其中，例子是多样的，而真正的知识需要不断地凝练，智者事实上只能陷入到所谓的个人信念的私密之中。 *终，尽管智者可以在一大堆听众面前演说，但与其说他们是公共思考，不如说只是私人性的思考。在被苏格拉底逼到角落里后，希庇阿斯不得不请求想几分钟，他需要退出对话，来重新思考他的信念。于是，柏拉图揭露了智者能公开地授课，但只能私人地思考，而哲学家可以公开的思考，但他不需要一大堆听众来聆听：他通过讨论来思考。事实上，他就是这样来思考讨论和区分，正如苏格拉底反复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他所教的东西没有任何特殊的内容。哲学家关注知识，就是为了进行追问，或许通过这样做，他改变了知识，但他绝不拥有，也不会展现出自己的知识。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哲学家公开使用了他的理性。不过，为了像这样公开地思考，就总得思考公共事务，因为这些就是与任何其他人进行讨论的对象。在这个基本意义上，哲学总是一种对话和讨论的形式。 那么，对于哲学家来说，对话是世界上*自然的事情，对话从一开始就是公共的。然而，这赋予了哲学一个相当复杂的形象，因为哲学现在既是超然的与徒劳的，也是一种公共的思考行为。哲学是理性的，与其他人讨论公共议题，不过，这避免了从个体化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也避免了从太通俗的知识传播形式来进行实践上的概括。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说，哲学通过一种公共行为扰乱了公共交流，而它又以完全透明的方式来大胆地做这件事情。在柏拉图那里，对话形式——即矛盾的、公共的思考行为——被称为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