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BN:9787567645196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其他
- 页数:193
- 出版时间:2021-01-01
- 条形码:9787567645196 ; 978-7-5676-4519-6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作者在先秦文学研究方面的众多学术成果。既有普及古代文学读本基础知识的篇幅,又有专门探讨先秦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尤其以《诗经》《楚辞》《左传》为中心,逐一予以标点、校刊、考证、注释,系统讨论当时作者、作品、言语等所呈现的文学特质,其模式与证据值得后学揣摩。本书雅俗共赏,初学者与研究者均可从中获得启迪。
目录
略谈建安诗人向民歌学习
刘勰论建安文学
论曹植赋的继承与创新
何逊年谱简编
《史记》“寓论断于序事”解
略论我国古代咏史诗的演变
胡绍焕及其《文选笺证》
逯书漏收诗例析
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
欧阳修是开拓《诗经》文学研究的**人
戴震《诗经》研究的贡献
《诗经》中“天”“帝”名义述考
风诗含蓄美论析
“怨刺诗”研究误解辨证
《诗经举要》前言
《世说新语》编译前言
节选
《蒋立甫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建安时代诗人辈出,他们尽管出身经历、艺术素养、诗歌风格各不相同,但是在诗歌创作上受民歌影响却是一致的。向民歌学习,这在建安诗坛已蔚然成风。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像建安诗人如此普遍重视学习民歌,实属罕见的现象。是什么原因促使建安诗人这样做的呢?这当然有其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以及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我们把这两方面综合分析,可以归纳出三条原因: **是由于受了汉乐府民歌巨大成就的吸引以及东汉诗人学习民歌的启发。 自西汉以来,《诗经》的四言形式,在模拟者手里已经僵化,如被刘勰誉为“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的汉初韦孟的四言诗,虽洋洋近百十句,但通篇都是说教,语言板滞枯燥,全无风诗的活力。这正如锺嵘指出的“诗人之风,顿已缺丧”。另一方面,屈原开创的骚体诗,也经汉初文人改制,渐演变为“铺张扬厉”的散体大赋,后来东汉又产生了抒情小赋,两汉文坛,辞赋盛极一时,而诗歌则相形见绌,至东汉桓、灵前,少有名世之篇。正当文人诗作衰微之际,“赵、代之讴,秦、楚之风”却如斑斓绚丽的春花,盛开于两汉诗园。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仅被国家乐府机构采集入乐的两汉民歌就有一百三十四首。两汉民歌,以充实的内容、崭新的艺术形式、新颖的表现方法、活泼明朗的语言,给汉代荒漠般的诗坛,带来了春天的信息。鲁迅指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汉代文人诗歌的新生正是如此。 汉乐府民歌在艺术形式方面对周民歌有很大的突破和发展:周民歌基本是四言,而汉乐府民歌除杂言体外,还有整齐的五言体,未入乐的更有七言体,这无疑使诗的表现力大为增强;周民歌基本是抒情诗,而汉乐府民歌则多是叙事诗,徐祯卿《谈艺录》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两汉叙事民歌一般都有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表现方法丰富多彩,在对话、肖像、细节描写、心理刻画方面的艺术技巧,较之周民歌已前进了一大步。这些,不能不使汉代诗人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五言这一富于表现力的诗歌新形式,更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锺嵘曾指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详切”,所以东汉文人很早便学习仿作。从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到被誉为“五言之冠冕”的桓、灵时无名氏之“古诗”,就是标志东汉文人学习五言民歌由生涩到圆熟的艺术进展过程。东汉文人学习民歌取得了巨大成熟,使原已“山穷水尽”的文人诗歌,又展现出“柳暗花明”的美好前景。尽管他们对民歌的学习还只是局限在形式和技巧方面,但人们这种学习民间五言诗的创作实践,却给予建安诗人以极大的启发,同时在艺术技巧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推动着建安诗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广泛向民歌学习。 第二是由于诗人们受了时代的感召,创作思想与实践发生了变化,迫切要求从民歌中汲取养料,以提高诗歌的表现力。 “建安”本是一个风云变幻、战乱频生的时代,诗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卷入了现实斗争的激流。他们中有的直接参与了变革现实的斗争,有的则在动乱中饱尝了时代的风霜。这种社会实践或是艰危的经历,使他们已不再像两汉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文士,只会按照儒家经典的教义,吟咏颂扬或劝诫的诗章,把诗歌尾附于经学。而他们是真正植根于现实土壤的诗人,在那时代血与火的洗礼中,目击了社会乱离的惨景和人民的苦难,对现实生活有较深切的认识与感受,从而激起了“慷慨”的诗情:他们要诉述时代的苦难,叹惋自身的不幸遭际,抒发济世安民的怀抱……新的内容要求用新的形式去表现,这就决定着他们要寻求一种*便于自由抒情言事的诗歌形式。这在当时来说,那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又富有表现力的汉乐府歌行体,无疑是*适合的诗歌形式,更何况其中的五言体已有东汉诗人的学习作了先导。建安诗人由于面向现实和人生,为抒写时事和怀抱的需要,而开拓了向民歌学习的道路。另外,同当时思想解放的趋势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东汉后期以来,经学衰微,儒家教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松弛了。正因为如此,建安诗人才得以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不再把文学看作经学的附庸,而认识到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而使创作思想发生了变化,在诗作实践中不再拘泥于陈规旧矩,而敢于创新,走自己的创作路子,所以当表现内容需要时,他们就能大胆地向民歌学习,运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对当时还未受到文人普遍重视的民间五言诗也大加提倡,并使之盛极于一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民间七言诗的学习。本来七言体在歌谣中与五言体是同时产生的,但由于七言诗未被乐府机构采集人乐,因此长期以来受到文人的轻视,不把它看作是一种正规的诗体,尽管两汉时七言体的歌谣已很普遍,却直到晋傅玄仍说七言“体小而俗”,其后到刘宋时汤惠休做七言诗,还被颜延之嗤之以鼻,视为“委巷中歌谣耳”。然而在傅玄前半个世纪、在颜延之前两个世纪的曹丕,却冲破了传统的偏见,在学习七言体歌谣的基础上,写出了声情并茂的名篇《燕歌行》,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首文人七言诗。这一实例,*有力地证明了建安时代思想解放与诗人重视学习民歌的密切关系。 ……
作者简介
蒋立甫,1937年生,安徽休宁人。1961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9币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教授,曾任安徽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安徽省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教研会理事长。1995年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专长先秦汉魏六朝文学。发表《的作者与成书时代考辩》《略论我国古代咏史诗的演变》等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诗经选注》、《楚辞集注》(校点)、《古文辞类纂评注》、《中国古代文学简史》、《古文观止鉴赏集评》、《戴震全书》(整理、审定)、《文选笺证》(校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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