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日本奇迹系列

日本的“奇迹” 日本人普遍认为,“奇迹”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62年。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在1962年9月1日和8日分两期刊登了一篇题为《正视日本》(Consider Japan)的长文。后来,这篇长文迅速以《惊人的日本》(Odorokubeki Nihon)之名翻译成日文并在东京出版成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大多数日本人也并不相信他们当时造就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史无前例的增长率,日本的权威人士和经济学家甚至发文提醒这种繁荣会如何消逝、经济衰退即将到来、政府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不过,日本人关注的是不负责任的预算、“超额信贷”和巨大的国内需求；而《经济学人》着眼的却是需求的扩张、傲人的生产率、相对融洽的劳资关系,以及超高的储蓄率。就这样,日本国内外对战后日本经济的褒扬，对所谓“奇迹”背后原因的探索拉开了序幕。 首先是奇迹本身的一些具象。表1-1罗列了1926—1978年,也就是本书研究覆盖的整个期间的各项工业生产指数,并将1975年的数值设定为基数100。该表显示了几个有趣的情况:奇迹实际上直到1962年才开始,且当时的产量仅为1975年的三分之一。所谓日本惊人的经济力量有一半要等到1966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该表也清楚表明,1954年、1965年和1974年的经济“衰退”倒逼日本政府转向新的乃至更有创造性的经济举措。这体现了日本经济从上述时期的逆境中恢复,甚至变得更强大的能力。该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记录:矿业因煤炭为石油让道而衰落;重心由纺织业转向机械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日本人将这种部门迁移称为“重化工业化”。 如果我们将基数稍作变动——比方说,将1951—1953年的数值设定为100,那么1934—193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就成了90,1961—1963年为248,1971-1973年为664;1934—1936年的制造业生产指数为87,1961—1963年为400,1971—1973年为1350。整个战后期,即1946—1976年,日本经济增长了54倍。当本书研究的期间行将结束时,日本的经济活动几乎占到了整个世界的10%,但其国土面积仅相当于地表的0.3%,并维持着近3%的世界人口。无论世人是否愿意将这一成就称作“奇迹”,它都应当是值得探究的发展案例。 在我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在这些领域进行了探索,对他们的成果进行综述是引入本书研究和我本人具体观点的必要先导。“奇迹”一词的频繁使用表明,解释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并非易事——尤其这种增长还会在一个又一个短暂的有利条件耗尽或消失之后反复出现;“奇迹”一词并不能单拿出来或仅用来指代始于1955年的高速增长。早在1937年,当时还很年轻的有泽广巳教授(Arisawa Hiromi,1896年生)——任何罗列战后二三十位产业政策主要制定人的名单必有其名,就曾用“日本奇迹”的提法来描述日本工业产值在1931—1934年间高达81.5%的增长率。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这一奇迹为什么会发生：那是时任大藏相高桥是清(Takahashi Korekiyo)实行通货再膨胀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因为高桥后来力图中止这一由他开启的赤字政策，一众年轻军官于1936年2月26日清晨刺杀了时年81岁的高桥。 然而,这一较早出现的奇迹仍令学者们心存疑惑,因为诚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说,日本如何做到“早在凯恩斯主义未成气候的1932年便出台凯恩斯政策”是个“谜团”。有些日本人并没有过分纠结于这个谜团,他们索性把高桥是清称作“日本的凯恩斯”。就像我希望在本书中明确的,这种类比并不恰当。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干预比凯恩斯主义走得更远,有泽广巳及其政府同事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期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与奠定今时今日西方公认的那些主流财政政策截然不同。 金德尔伯格所谓的“谜团”确实引起了现今研究日本经济“奇迹”的主要流派——映射派的注意。这些学者将西方(主要是英美)经济行为的概念、问题和标准映射到日本的案例上进行研究。无论该流派在各国从事的此类研究有何价值,它们都无须我们长久驻足。此类研究的宗旨与其说是解释日本奇迹产生的原因(虽然也有可能提炼出一些日本政治经济原理),不如说是参照日本的成就,找到本国的差距,或是就日本增长对世界其他地区可能产生的影响发出警告。甚至始见于1962年《经济学人》杂志的那本精彩绝伦的小书,也要换成《瞧瞧日本在干什么,再想想英国》的题名才更合适。因为怎么看,那都是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此后陆续出现的类似著作包括:拉尔夫·休因斯(Ralph Hewins)的《日本奇迹风云人物》(The Japanese Miracle,1967年)、P.B.斯通(P.B.Stone)的《日本腾飞:经济奇迹纪实》(Japan Surges Ahead:The Story of an Economic Miracle,1969年)、罗贝尔·吉兰(Robert Guillain)的《日本的挑战》(The Japanese Challenge,1970年)、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的《崛起的超级大国日本》(The Emerging Japanese Superstate,1970年)和霍坎·赫德贝里(Hakan Hedberg)的《日本的复仇》(Japanese Revenge,1972年)。同类题材著作中*出色的一本,可能要属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带给美国人的教训》(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 Americans,1979年),因为它明确提点了美国可以从日本学到什么,而不是在分析日本经济惊人增长的原因。本书研究无意效仿上述早期著作——主张在日本以外的国家采取日本式制度,但确实有志于极尽翔实地展示日本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制度的复杂性,好让有心照搬这些制度的人意识到,他们将因此得到日本体制的哪些回馈——计划中的、计划外的,甚至不愿接受的。 还有一种对日本奇迹大相径庭的解释,来自社会经济学派,我有时称之为“奇迹”研究中的“非政治”派。这个门庭广大的学派包括四种分析类型,它们彼此交叉,但倘使研究目的既定,仍可明确加以区分,尽管它们鲜少以单一形式出现。它们是:一般由人文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推崇的“国民性—基本价值观—共识”型分析;主要由经济学家进行的“否定奇迹”型分析;由研究劳资关系、储蓄率、公司管理、银行制度、福利制度、综合商社、现代日本其他制度和机构的学者所倡导的“独特结构特征”型分析；各种形式的“搭便车”型分析。换言之,这种分析强调那些促进日本经济在战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在日文中对应的表述为“高度经济成长”,简称“高度成长”或“高成长”,为行文简洁故,本书亦有使用“高成长”一词来表达“经济高速增长”之意。——译者注的实际却短暂的有利条件。在概括这些分析类型的优劣之前,我想说,在一定程度上,我赞同所有这些类型的分析。我的兴趣既非争论它们所揭示的事实,也非质疑它们与日本奇迹之间的关联。不过,我相信,有一点可以得到证实:这些分析中有许多应当还原为更加基本的分析类型,特别是对国家政策影响的分析;衡量它们的标准也应当与以往不同,从而增加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衡量比重。 国民性分析认为,经济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日本人独有的、植根于文化的相互协作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很多方面:相对其他多民族国家较低的犯罪率、个人服从集体、强烈的忠于集体意识和爱国热情,*后却同样重要的是经济表现。日本文化对经济生活*重要的贡献,据说是日本人著名的“共识”,即政府、执政党、产业领袖和民众之间,对整个社会的首要经济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须采用的手段,做到了真正的观点一致。用以指涉日本人这种文化能力的词语应运而生:“动态共识”、“自发集体主义”、“天生集体主义”、“没有蜘蛛的蜘蛛网”以及“日本公司”。 至于上述分析的价值,我的基本态度是,它过于笼统,存在阻断而非推进审慎研究的倾向。共识和集体主义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与其说它们源自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不如说它们取决于鲁思·贝内迪克特(Ruth Benedict)曾经所谓日本的处境因素:发展起步晚、资源匮乏、亟待发展贸易、国际收支制约等。将某种“特有的协作能力”臆断为日本人的文化特性会导致探究的过程偏离当日本人协作时(在本书研究涉及的近一半时间里,他们并未协作)他们为什么会协作的问题,同时还会忽略这种协作系日本政府和其他组织精心设计和驱策的可能性——情况有时确实如此。戴维·泰特斯(David Titus)关于日本战前利用天皇制将社会矛盾“私人化”而非“社会化”的研究,可以算是看待“共识”问题的新颖视角。 本书接下来讨论的许多实例将阐明,政府如何有意识地引导了其委托人间的协作,而且效果比太平洋战争期间它试图控制后者要好得多。总之,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可能确实不同于西方世界,但这需要研究而不是假设,而且根据基本价值观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应当另外分析,即专门研究那些用侧重经济分析的方式无法解释的行为。实际上,从文化角度解释日本经济奇迹在几年前更为流行,因为那时只有日本出现了奇迹。如今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以及新加坡,甚至东亚以外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也有了重演这种奇迹或与之一较高下之势,文化层面解释受到的关注大不如前。 典型的“否定奇迹”型分析其实并非主张日本经济没有成就可言,但它们暗示,这些成就还到不了奇迹的程度,不过是市场力量作用的正常产物。这些理论源于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专业经济分析,它们因此自认无懈可击。但是,这类分析往往也会得出整合了其提出者不曾研究却无论如何想要从其模型中剔除的相关问题的延伸结论。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直言,“我派观点认为,日本的经济成就应主要归功于个人和私营企业为把握完全自由的商品和劳务市场所提供的机会而采取的行动和努力。虽然政府助力经济增长并确实为之创造了环境,但其作用往往被夸大”。不过,他也承认这种观点有解释不通的地方:“令人困惑的是,在对日本战后经济成就进行宏观分析时,从劳动力和资本总体投入的增长及二者更有效的配置来看,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量中各有40%多和50%无法解释。”如果能够显示,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改变了某些经济战略性行业的投资率(比如石化或汽车工业的产量提升和成功营销),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政府的作用并没有被夸大。我相信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本书后面自有分解。 休·帕特里克所谓日本政府仅仅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环境的观点自然也会遭到众多日本人质疑。通产省前次官佐桥滋(Sahashi Shigeru)声称政府对经济负有全面责任,他断言:“认为政府只用给各个行业提供有利环境而无须为后者指明方向,是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商人)论调。”是有发生过行业或企业抵制政府指示的情形——战后政治中*敏感的事件,但这些过去不曾、现在也没有频繁发生,并不能成为常态。 从纯经济角度讨论日本经济,问题似乎出在其假设而非分析。例如,假设作为发展型国家的日本和作为监管型国家的美国是一码事。菲利普·特雷齐斯(Philip Trezise)就认为:“日本政治本质上与西方民主国家没什么不同。”17不过,二者在国家财政预算过程方面存在差异。在日本,预算的拨款先于批准,“国会自1955年以来从未修改过政府提出的预算,唯一的例外是1972年,政府行为失当加上在野党联合抵制导致国防开支小幅削减”。在那之前,国会批准政府预算的程序显然只是走过场。 美日之间另一处不同应该是在银行制度方面。战前,日本所有公司的自有资本率都在66%左右,与美国目前的52%尚有可比性。但到了1972年,日本的自有资本率却低至16%左右,且整个战后时期都保持着这种状态。大企业通过向城市银行申请贷款取得资金,后者因此过度放贷,于是完全依赖中央银行——日本银行(简称“日银”)的信用担保,而日银自身在经历其“失去的”20世纪50年代的惨烈一搏后,实际已沦为大藏省的附庸。于是,政府便与“战略性产业”(常规表述,使用得很普遍,但并非军事意义上的)的命运有了直接、紧密的关系,且其影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法律上,似乎都要远远超过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内的同类关系。1974年,通产省公开引入“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力图对自己过去20年(在此之前为完善这种体制而历经尝试和失败的20年)的所作所为进行命名和总结,但这样做不光光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19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无疑包含一些与“其他民主制度”的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对经济奇迹本身的重视和扶植。 研究日本经济的“否定奇迹”派学者亦认同日本经济确有增长,但坚称这是资本、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诸要素能够在彼此间自由发生作用且不受任何真正意义上限制的结果。他们否定日本人在探讨和管理日本经济过程中不断创造和应用的一切概念,比如“产业结构”“过度竞争”“投资协调”和“公私合作”,理由是违背经济逻辑,因而无法成立。*要命的是,他们的解释通过预设政府干预不会引起任何不同并以此作为原则,巧妙地避开了对这种干预实际影响的分析。结果就如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所言,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奇迹般’崛起为一流经济大国被日本和外国作家极尽渲染,却鲜有著作对个中曲折或何人主导做出可圈可点的解释”20。本书的目的便是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流行的第三种日本奇迹分析类型,重点强调日本独特制度发挥的作用。它是我目前为止归纳出来的四种类型中*重要的一种,也是日本国内外研究*为深入的一种。用*简单的话来说,这种类型的分析主张,日本通过被战后日本雇主们习惯唤作自身“三大神器”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nenkō)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获得了特殊经济优势21。比如,通产省的天谷直弘(Amaya Naohiro)就称这三种制度是他所谓日本团扇(uchiwa)喻所有人及其活动均系日本这个大家庭的组成部分,经济上相应采取家庭式管理。——译者注经济制度的精髓。无独有偶,1970年,通产省前次官大滋弥嘉久(jimi Yoshihisa)也作“大慈弥嘉久”。——译者注在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下属产业委员会报告时,曾提到帮助日本实现高成长的各种典型日本现象,他口中的现象也是指上面的“三大神器”。22由此推论:正是因为这些制度,日本获得了更多劳动投入,降低了罢工风险,不仅能够较为轻松地开展技术革新,在质量管理上也胜人一筹,总体而言,该国推出适销商品种类之多、速度之快均非国际上的其他竞争者所能及。 这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却从未得到清楚明白的阐述,至多是一种简单的提法。另外尚有几点需要指出:首先,“三大神器”并非“独特制度”的全部,当然也不是*关键的。其他种种包括个人储蓄制度、分配制度、政府高层官员退休后转入私营企业担任领导职务的“下凡”(amakudari)制度、产业集团化(经联会,抑或各行业通过企业联合形成的寡头垄断组织)、“二元经济结构”(被克拉克［Clark］很务实地称为“产业等级”制度23)及其催生的复杂分包结构、税收制度、股东对公司微乎其微的影响力、一百多个“公共政策公司”(几种不同形式的公营公司),以及许是所有制度中*重要的——由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日本开发银行,还有“第二预算”，或者说投资预算(财政投融资制度)24。 本书没必要对上述制度一一阐述,因为即使是日本问题的新手研究者也十分熟悉其中大多数制度,剩下的那些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详细分析,因为它们属于政府影响和指导国民经济基本工具的组成部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制度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曾设想过的体系,一个作为日本发展起步晚的即时反应或计划外结果及政府促进增长的政策而与时俱进的体系。从一个完整体系的角度看,它们构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一整套制度(天谷直弘喻之为“国民生产总值发动机”),但如果按照常见的做法,将它们单个拿出来看,它们却毫无道理可言。25人们对独特制度理论所持的主要保留态度自然也是其深度不够,该理论于是沦为一种片面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