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智者这个词原来指聪明而有才能的人而言，但是，在这个时期它指的是职业教师。他们周游各地，收费教授思维和辩论术，为青年人从事政治生活作好准备②。他们以炽烈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据说普罗塔哥拉对一个青年说，“如果你跟我学习，就在这一天，你回去时会比你来时变得更好。”苏格拉底问他将怎能做到这一点，他回答说，“如果他来到我这里学习，他将学会他想要学的东西。这就是谨慎小心地对待公私事务。他将学会很好地处理家务，能使其言论行动符合国家事务的*大利益。”③为了使自己适合一种事业，一个青年人必须精通辩论、文法、修辞和演说。智者开始抱有实用的目的来研究这类课题，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他们还注意道德和政治问题，促进对伦理学和国家学说作比较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随着这时代道德热诚衰退，冒险求成的欲望加强，某些后期智者急于使其门徒有所成就，往往趋于极端。教学的目的变成了用正当方式或卑鄙手段在辩论中压服敌手，混淆是非，使他为各式各样的逻辑谬误所困扰，在嘻笑的人群中显得滑稽荒唐。　　那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为哲学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开始反过来影响哲学本身，一时引起对形而上学思辨的轻视。思维自行估量，发现自己有缺陷；哲学自掘坟墓。大家议论说，对实在的本质问题所作的答案，没有两个哲学家的意见一致。有的人说它是水，别的人说它是气，说它是火，说它是土；还有的人说它是所有这些东西。有人说变化不可能，另外有人说，惟有变化，别无他物。如果没有变化，就不能有知识：我们不能说什么东西有什么性质，一怎能变成多？如果一切都在变化，也不能有知识；没有什么东西一成不变，我们怎么能说什么东西有什么性质？如果像某些人所主张的，只有事物影响我们的感官时，我们才认识事物，我们还是不能得到知识，因为我们不能把握事物的本性。所有这些论点归结为我们不能解决宇宙之谜。智者开始懂得这样的真理，人的思想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在他们以前的思想家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够获得真理。尽管他们有批判的锐敏的眼光，他们却忘记了批判智慧本身。现在智者着眼于能认识的主体，并得出结论，肯定知识有赖于具体的认知者。在一个人看来是真的，对他来说就是真的；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意见。所以普罗塔哥拉这样教诲人，“人是万物的尺度”，那就是说，在知识方面，人以自己为准则。这种理论上的怀疑主义很快导致伦理上的怀疑主义，导致在行为上人以自己为准则的观点。如果知识不可能，关于是非的知识就不可能，就没有公认的是非；良知无非是由主观来确定的。这样的结论不是早期智者如普罗塔哥拉（约生于公元前490年）和高尔吉亚等人所作的，而是由某些比较年轻的激进派如波拉斯、特拉西马库斯、卡利克勒斯和欧提德穆斯得出的，他们是柏拉图《对话》中的发言人。在他们看来，道德不过是协约，代表那些有权力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其同代人的意志。道德法规违反“自然”。有些人认为，法是由弱者、大多数人制定的，用来约束强者、“*优异者”，阻挠*适宜的人取得应有的东西：因此法侵犯了自然正义的原则。自然权利是强者的权利。另外一些人认为法是一种阶级立法，是由少数，强者和有特权的人制定的，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是说，别人守法，对超人一等的人有利，使他们犯法而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　　在柏拉图对话《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斯说：“法的制定者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弱者。他们制定法规，进行表扬和谴责，着眼于自己和为自己的利益威胁那些较强的和能够胜过他们的人，使其不能超越他们。他们说不诚实是可耻和非正义的，所谓非正义一词是指一个人想得到比他邻人较多的东西而言。他们自知处于劣势，我猜想他们十分喜欢平等。因此，要比大多数人多有所得的奋发的干劲照例被认为可耻和不正当的，被称为是非正义的。而自然本身却揭示应该让优秀者比卑劣者、强有力者比弱者多有所得；她还多方证明在人和动物中间，确实在各城市和各民族中间，正义在于优秀者统治卑劣者，比卑劣者拥有较多的东西。如波斯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或者他的父亲侵犯西塞亚国人，是根据什么正义的原则？（不要说还有其他无数的例证。）没有。他们遵循自然行事，出乎天理，依据自然法规：大概不是依据人为的法规，人为的法规是由人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人的。从青年时起抽出*优秀*强壮的人，像驯养小狮子一样来驯养他们，用这种言辞来诱导他们，告诉他们必须满足于平等，平等是光荣和正义的。如果有人有足够的力量，他就会挣脱、冲破和逃出这一切，践踏所有那些信条、魔法和符咒以及违反自然的法规：奴隶会起来造反，变成我们的主宰，自然正义之光将照射于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