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读者Ⅱ/吴尔夫作品集

《鲁滨孙飘流记》 探讨这部古典著作，有很多方法；但我们选择哪一种呢?我们用这句话开头如何：自从锡德尼未完成《阿卡迪亚》，在朱特芬去世以来，英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说已经选择了，或者说被迫选择了它的方向?中产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能读而且急切想读的书，不仅仅是王子和公主的爱情故事，还有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平凡生活的细节的作品。散文依靠大批作家得到扩展，适应了这一需求；它使自己适于描述生活的真情实况，而诗则不情愿。这的确是探讨《鲁滨孙飘流记》的一种方法——通过小说的发展；但立即出现另一种方法——通过作者生平。我们在传记这一片片天堂般的牧场上消磨的时间，可能比通读原著的时间多得多。首先，笛福的出生日期就可疑——是一六六○年，还是一六六一年?再说，他拼写他的名字是用一个词，还是两个词?笛福，原姓福(Foe)，不知什么原因加上法语词头笛(De)。他的祖先又是谁呢?据说，他做过袜商；但在十七世纪袜商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后来他成为小册子作者，获得威廉三世的信任；由于他写的一本小册子，受过上颈手枷示众的刑罚，又被关进新门监狱；1703年，笛福为之受颈手枷示众，并被关进监狱的小册子，是他那本著名的讽刺习作《对付非国教徒的*简便的办法》。他受雇于哈利，后来又受雇于戈多尔芬；他是**个受雇用的新闻记者；他写了无数小册子和评论文章；还写了《摩尔·弗兰德斯》和《鲁滨孙飘流记》；他有妻子和六个孩子；身材瘦削，鹰钩鼻子，尖下巴，灰眼睛，嘴边有一颗大黑痣。即使对英国文学了解很少的人，也无须告诉他们，探索小说的发展，查看小说家们的下巴，可能花多少小时，又有多少人为此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但是，当我们从理论转向传记，又从传记转向理论的时候，有时不由产生怀疑——即使我们知道笛福出生的确切时刻，他爱谁，为什么，即使我们记住英国小说从它在(姑且说)埃及孕育到它(也许)在巴拉圭的荒野里死亡这部兴盛衰亡史，我们能从《鲁滨孙飘流记》多得到一点快乐，或者阅读时多一分明智吗? 至于这部书本身，依然如故。我们在探讨作品的过程中，无论怎样扭动身子绕来绕去，悠悠闲闲随意赏玩，末了总有一场孤独的战斗在等待我们。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件事须先磋商，才有可能进一步讨论；在这次面谈的中途还要提醒一下，笛福卖过袜子，一头褐发，上过颈手枷示众这些事，会让人分心，让人烦恼。我们的头一项任务，而且往往很艰巨，是掌握这位小说家的透视法。在我们知道他是如何整顿他的世界之前，批评家硬要让我们接受的那个世界的装饰品，传记作家要我们注意的这位作家的冒险经历，都是我们不能利用的多余的东西。我们必须独自爬到这位小说家的肩上，通过他的眼睛观察，直到我们也了解他是按什么秩序安排那些庞大的普通的观察对象，这是小说家注定要观察的：个人，人们，他们后面的大自然；他们之上的那种力量，为了简便，我们不妨称之为上帝。于是，马上引起混乱，判断错误和困难。我们虽然觉得这些对象很简单，但是，由于小说家处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所用的方式，可以把他们写得很怪异，当然认不出来了。即使朝夕相处，呼吸同样空气的人们，在比例感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对于这个人来说，人类是巨大的，树很渺小；对那个人来说，在背景的衬托下，树是巨大的，人类微不足道，看来的确如此。因此，作家们可以生活在同一时代，看见的东西却不一样大，且不管教科书如何说。这里以司各特为例，他的山在朦胧中显得很高大，因此他的人物都是按比例描绘的；简·奥斯丁挑出她茶杯上的玫瑰花与她的对话的机智相比；而皮科克却用一面奇异的扭曲的镜子看天下，在镜子里，茶杯也许是维苏威火山，或者维苏威火山也许是茶杯。然而司各特，简·奥斯丁和皮科克都生活在同一时代；瓦尔特·司各特爵士(1771—1832)；简·奥斯丁(1775—1817)；托马斯·洛夫·皮科克(1785—1866)。他们看见同样的世界；在教科书里，把他们列于文学史的同一时期论述。他们之所以不同，在于他们的透视法。那么，如果答应我们，只要各自牢牢抓住这一点，这场战斗就会以胜利结束；由于确信我们私下的谈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批评家和传记作者慷慨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乐趣了。 然而，还会出现不少困难。因为，我们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那是由我们自己的经验和偏见形成的，因此，与我们自己的虚荣和爱好紧密相连。如果有人耍花招，搅乱了我们私人的和谐，而不感到受了伤害、侮辱，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无名的裘德》，或普鲁斯特的新书问世时，报上的抗议如潮水般涌来。如果生活真像哈代所描写的那样，明天切尔特南的吉布斯少校就会往他脑袋上开一枪；汉普斯特德的威格斯小姐一定要提出抗议，虽然普鲁斯特的艺术手法高妙，她感谢上帝，真实世界与那个反常的法国人扭曲的描写毫无共同之处。这位先生和这位女士都试图控制小说家的透视法，为了跟他们自己的透视法相似，从而得到声援。但是，伟大的作家——这位哈代，或这位普鲁斯特——不顾私人财产权，仍我行我素；他靠辛苦工作，使混乱状态秩序井然；他在那儿栽一棵树，在这儿安排一个人物；他按自己的意愿把他的神造成古代的或现代的形象。在杰作里——即幻象清楚，已建立秩序的书——他把自己的透视法那么猛烈地强加于我们，我们往往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我们的虚荣受到伤害，因为我们自己的秩序被推翻；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把支持我们的旧支柱强行拔掉；于是，我们感到厌烦——从一个崭新的思想能捞到什么愉快或娱乐呢?然而，有时一种罕有的持久的愉快即诞生于愤怒、恐惧和厌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