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侯杨方讲清史

己巳之变：崇祯皇帝与袁崇焕的一年之痒 四百年来，在世人眼中，袁崇焕的地位曾一落千丈，直堕地狱之下，然后又开始反弹，一度直抵云霄之上，现在又有点儿下跌。我们不禁要问，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到底有没有客观标准？为什么对同一人、同一事的评价会如此大起大落？ 金庸评价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这是非常正面的评价，而且影响非常广泛，远远超过历史学界对袁崇焕的评价。当然，同时也有很多反面的评价，像明末的朱舜水（他是一个坚贞不屈的人，因不愿臣服于清朝而逃到日本）就说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二人对袁崇焕的评价显然是截然相反的。 在袁崇焕督师辽东的时候，发生过一个重大的事件。崇祯二年，皇太极在经历过宁锦之役的挫折之后，认识到正面硬攻关宁锦防线不可行，损失太大；而与袁崇焕议和又未果（因为袁崇焕坚持要求后金归还辽东失地，这是他绝不能答应的），于是皇太极改变了战略战术，决定西向绕行蒙古，于崇祯二年十月攻破了长城大安口（今河北省遵化市以北）。 那么，后金军攻破大安口，袁崇焕是否负有责任呢？崇祯皇帝在圣旨中说“关内疏虞，责有分任”，就是说大安口这一段蓟镇的长城防线不属于辽东督师，而属于当时总理蓟辽兵务的刘策。所以在皇太极领兵绕过关宁锦防线攻克大安口这件事上，袁崇焕并不承担责任，大安口并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袁崇焕的防区。袁崇焕在宁远得到警报以后，马上命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领四千骑兵驰援遵化，自己也亲率锦州总兵祖大寿及麾下九千骑兵随后入关救援。十一月初四，赵率教战死于遵化，全军覆没。同一天，袁崇焕兵至山海关，入蓟镇后得知遵化已经被后金军攻克，巡抚王元雅自尽。袁崇焕在榛子镇接到圣旨，获得了调度指挥全国各地援兵的权力。袁崇焕向崇祯皇帝保证，不会让后金军过蓟州城（今天津市蓟州区）。但由于几万后金军突然潜越蓟州，袁崇焕没有阻挡住。现在很多人说，蓟州就在谷口的西出口处，后金军从谷口出来，在蓟州城上一定会看到，所以袁崇焕是故意放后金军攻打北京，目的是想要逼迫朝廷同后金议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五年复辽是空话，怕承担责任。事情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蓟州城的东南方是一系列的小丘陵，海拔一二百米，相对高度不到一百米，另外还有霍家峪、红花峪等多条山谷可以通行，甚至史各庄一线还有宽达一公里的平原通道，所以蓟州城根本不是什么“必经之地”。后金军连高大险峻的燕山—长城一线都能突破，难道会穿越不了这些低矮的丘陵吗？ 后金军直奔北京而去，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骑兵抢先到达了北京城下。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袁崇焕要求遵循大同总兵满桂的成例，让军队进北京城休息，但是被崇祯皇帝拒绝。这件事非常微妙，说明崇祯皇帝信任大同总兵满桂率领的军队，却不信任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因为那时候崇祯皇帝受到关宁军引后金军入塞流言的影响，已经对袁崇焕心生怀疑了。关宁军驻守北京广渠门外，背城野战，战斗特别激烈，虽然击退了后金军，但袁崇焕本人却中箭。当时身在关宁军中的朝鲜使臣李忔在《雪汀先生朝天日记》中记录“袁崇焕甲衣上中二箭，祖大寿中左手”，可见战况确实很激烈，而且双方基本打成了平手，死伤相当。后金军暂时被关宁军击退后，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以及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总兵。一见到袁崇焕，崇祯皇帝就质问他当年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在北京城下逗留不战，致使北京城外的老百姓遭受了这么多的罪。据说袁崇焕回答不出来，崇祯皇帝立即下令锦衣卫将袁崇焕逮捕。祖大寿这个“**战将”吓得面无人色，出城后立即率领手下关宁军东奔，出山海关回锦州去了。崇祯皇帝让大学士孙承宗发了几道命令，甚至下了圣旨，要求祖大寿回援北京，但祖大寿坚决不听，打出了山海关。皇太极闻讯大喜，派出使者招降祖大寿，但被祖大寿斩杀。关宁军走后，后金军趁机包围北京城，总兵满桂率领四万大军被逼出战，在永定门外全军覆没，满桂、孙祖寿两个总兵战死，麻登云、黑云龙两个总兵被俘，“马步数万，一掷而空”，再一次证明明军在野战中远不是后金军的对手。唯一能与后金军野战的只有关宁铁骑，就是祖大寿率领的这支部队。崇祯皇帝情急之下，命令大臣去劝说狱中的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袁崇焕写了信，要求祖大寿回援北京，这样祖大寿才回来，并且收复了关内被后金军占领的四座城池。 这就是后金军的**次入塞，因为时值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它彻底改变了战争双方的态势，证明了孙承宗、袁崇焕投入巨资建设的关宁锦防线无法阻挡后金军，他们可以绕过防线攻入明朝的腹心地带。事实上，随后后金军又如法炮制，五次入塞，杀伤掳掠了大量军民，证明仅靠坚城大炮的防守无法赢得战争，明朝的命运至此已注定无法挽回了。但令人惊讶的是，皇太极没有听从手下将领的劝说去攻打北京城，他说不愿意看到后金军遭受更多的损失，于是返回辽东。在包围北京的时候，皇太极多次派人到城里想要和崇祯皇帝议和，都被坚决拒绝。“己巳之变”是皇太极指挥策划的非常大胆的军事行动。他敢于不要后方、不要后勤，孤军深入腹心之地，包围北京，歼灭了几万精锐明军，杀死、俘获了明军六名总兵，粉碎了明朝想依靠关宁锦防线筑垒推进，进而收复失地的构想；对明朝京畿之地长达四个月的劫掠，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与信心，这标志着双方战争进入到后金军全面进攻的阶段。 袁崇焕入狱后，被关了大半年，*后被崇祯皇帝下令凌迟处死。罪状有很多，说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还把粮食卖给蒙古人，而且想和后金议和，杀了毛文龙。*关键的是，崇祯皇帝认为袁崇焕故意放纵后金军长驱直入，致使北京城被围，而且兵临城下的时候又带着以前与后金和谈的中间人（一位喇嘛），还要求关宁军入城，证明袁崇焕心怀不轨。 也许是深受评书、戏剧、章回小说的影响，不少人评论历史事件总是喜欢简单化，将成功或失败都归之于某一个人，成功是因为有忠贞爱国者，失败则是因为奸臣当道，有卖国贼。袁崇焕此时便不幸成为“己巳之变”的替罪羊，承担战败的责任，这样一来大明朝野上下就不需要认真总结反思了。 自萨尔浒之战后，损兵失地、节节惨败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崇祯皇帝既然不知道原因，就谈不上认真想出符合实际的应对策略，只能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从找一个替罪羊到找另外一个替罪羊。为什么袁崇焕“顿兵不战”“逗留城下”？ 因为关宁军也不是后金军的对手。在广渠门下背水一战，背靠城墙，后金军很难形成合围，关宁军总算打了一场规模其实并不太大、死伤在几百人上下的战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他要是率领九千骑兵与几万后金骑兵进行正面野战对抗，完全是自杀、找死。一直到崇祯二年，明军可与后金军对抗的部队只有祖大寿率领的九千关宁铁骑而已。满桂率领的天下援兵四万人，一天之内就被后金军全歼，四个统帅非死即俘，失败得彻彻底底。缺乏一支可以和后金正面对抗的精锐部队，是明朝面对后金的*大弱项。 皇太极还曾仿照《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对崇祯和袁崇焕实施反间计。他将两个被俘的太监放回北京，让这两个太监在北京城中到处散布袁崇焕将勾结后金、入塞围京的谣言。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皇太极的这个反间计完全是后人编造的，但实际上确有此事，当时的明朝人比如谈迁、张岱、黄宗羲等都曾留下记录，说听到过袁崇焕与后金勾结的消息。皇太极也曾对后金军中的朝鲜使者实施过同样的反间计，但被朝鲜使者识破。朝鲜使者将此事汇报给了朝鲜国王：“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经略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此必行间之言也。”骨大即龙骨大，是后金将领英俄尔岱的朝鲜语称呼。只可惜，崇祯皇帝的智商不及朝鲜使者，朝鲜使者一听就知道后金是在行反间计。明朝、后金、朝鲜三方证据一致，显然后金用了反间计之事并非虚构，但是这并不是袁崇焕的全部罪状，只是压垮袁崇焕的*后一根稻草。崇祯皇帝也不可能笨到真的完全相信太监的传言，只是传言印证了他一向的怀疑，即袁崇焕打算引金兵入塞，包围北京，以战迫和，甚至通敌卖国，所以才在城外逗留，不敢与后金血战。*关键的是，崇祯皇帝一直在深宫之中，哪怕他去永定门城头看一看四万精锐大军是怎么一瞬间被后金军消灭的，都不会怀疑袁崇焕，质疑他为何不敢率军与后金军正面血战。如果袁崇焕真的是叛徒、卖国贼，他怎么可能在狱中写信让祖大寿回援北京？如果袁崇焕作为统帅是叛徒、卖国贼，他手下率领*精锐部队的头号大将祖大寿怎么可能不与他合谋，否则这个国怎么卖呢？如果祖大寿也是卖国贼的话，他又怎么可能听袁崇焕的话，回师救援北京呢？ 所以，此事从逻辑上是完全讲不通的，袁崇焕和祖大寿不可能是卖国贼。又有一些人认为袁崇焕是由清廷平反的，后来又把他吹捧上去了，这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南明（明朝在南京建立新政后历经四帝，后人称之为“南明”）永历皇帝就为袁崇焕平反了，并且赠谥号“襄愍”；清朝官修的《明史》对袁崇焕的评价并不高，甚至有点儿苛刻，说“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意思是袁崇焕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但有点儿胆量。 在明末大势下，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北京城下四万明军一天被歼，说明明军的战斗力远弱于后金。“五年复辽”确实只是夸海口的大话，“己巳之变”让此大话成为笑柄。年轻的崇祯皇帝恼羞成怒——期望太高导致失望太大。当时明朝大臣的通病，就是很多话都是安慰皇帝、激励士气的口号而已。但毕竟五年期限未到，因为袁崇焕吹牛说“五年复辽”而杀之肯定不行，所以其罪状中并没有这一条。之后崇祯皇帝*宠幸的杨嗣昌还说过“百日平贼”（一百天之内消灭农民军），*后兵败自杀，崇祯却没有因为他吹牛而事后追究，而是大为痛惜。这个标准都是双重的。 我觉得孟森先生对这一段公案的评述讲得特别好：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就是说，明末留下的史料太多，私家记述也特别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有极其痛恨袁崇焕的，也有极其爱戴他的，所以每个人写下来的东西都不完全一样。三百年后，人们看到这段公案，云里雾里，根本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好在现在史料更加丰富，有朝鲜人的目击证明，比如证明毛文龙确实和后金是勾结的，证明后金确实实施了反间计，崇祯皇帝确实上了当。我个人认为，清乾隆皇帝对袁崇焕的评价相对来说客观一点儿，他说袁崇焕这个人稍微有点儿才，但不是太大，很粗率，此前平台召对的时候大言不惭，“五年复辽”是说大话。不过乾隆皇帝又说，毛文龙虽然彪悍不逊，不听命令，但袁崇焕杀他也是不对的，证明此时乾隆皇帝也没有看到满文档案中毛文龙勾结后金的投降书。相对而言，除了斩杀毛文龙一事，乾隆皇帝对袁崇焕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总的来说，找一个替罪羊是逃避自己与团体责任的*佳途径，反映在明末就是所谓的“党争”，但这只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理解，党争只是内部矛盾激化到没法解决的时候推出替罪羊的一种手段。而且更关键的是，杀了袁崇焕以后，还会再出一个敢守孤城、敢于同后金军正面野战的统帅吗？不会了。所以《明史》云“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朝灭亡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