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诗经选

导 言 李山 《诗经》三百篇，是文学的经典，也是文化的经典。 何谓经典？表现了民族精神并参与了后续民族精神塑造的作品就是经典。《诗经》，无疑是这样的经典。因为《诗经》时代正是民族文化创生的关键期，三百篇表现了这个关键期精神生活的各方面;而在《诗经》诞生后的两千多年里，它曾在经学的阐释下参与过古代精神生活的建构，也曾在理学的阐释下参与古代民族精神生活的建构。在今天，它也应该在新学术的阐释下，重新参与到民族精神延续与更新中来。 一 说到《诗经》，*常见的定义是“《诗经》是我国古代**步诗歌总集”，有人不满“总集”两字，将其改为“选集”，可*终还是“集”。不论“选”、是“全”，只要是“集”，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是一本“诗歌”的“书”。这样的理解并不算错，就是把《诗经》的“原生态”给抹掉了。 所谓《诗经》“原生态”，是指诗篇创制之初的情形。就《诗经》而言，*初的制作是用来在典礼或其他场合歌唱的。《诗经》篇章*初与接受者见面，是经由演唱而达致的……在所有神圣的礼仪场合中，人们总是用*庄严的包括言辞在内的各种方式，来表达虔诚敬爱之意……礼乐文明的建构就含着诗篇的创制……本书所选的《周南??卷耳》，像阅读后来的文人诗那样读之，怎么读都扞格不畅，因为篇中“采卷耳”是女子之事，而“酌金罍”以及骑马、登高，却是男子的行为；就是说，一篇之内竟含有两个“我”，即两个抒情主体。但是，若将其理解为仪式中的歌唱，是男女对唱，全篇就豁然可解了…… 二 《诗经》篇章、特别是雅颂，既然与西周礼乐文明建构相关，那么，诗篇创作就与礼乐文明建构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在西周中期亦即周穆王、恭王这段时期（可能延伸到此后的懿王、孝王时期），曾发生过礼乐创制的高潮，也有学者称之为“礼制革命”。这与笔者多年来考察雅颂创作时代所得看法相吻合。西周穆王、恭王两朝，约六七十年间，实际也存在着一个雅颂诗篇的创制高峰，且与礼制更新息息相关……人们开始把诗篇的歌唱，献给活在世上的人。仅就这一点而言，那些献给周王的诗篇也是有其历史价值。 那么，隆重祭祀祖先的意义何在？一言以敝：发掘传统中的精神资源，以应对生活中面临的困境与问题。以此，诗篇创作实际表现的是一种“化传统为己有”的精神努力。周家建国百年了，诗篇高扬“文王之德”，其作用即在精神上凝聚那些业已出现“封靡于尔邦”（《周颂??烈文》）倾向的大小诸侯们。稍后的大祭后稷、公刘，则与西周中期恢复农桑稼穑密生产有关；同时，大彰后稷功德，还与当时历史的建构——即把周人早期历史与尧舜禹的神圣谱系连接起来——的精神动向有关…… 三 十五国风，也是礼乐文明的一部分。不过情况较为复杂。风诗中，如《周南》《召南》和《豳风》，是周王朝的“乡乐”（见《仪礼??燕礼》），是王室的歌乐及来自王畿地区的诗篇。更多的诗篇，则来自各诸侯之邦，如《邶》《鄘》《卫》等十二国风。其分布地域也难免重叠。如《王风》地域就与《周南》部分叠合，又如《秦风》来自秦地，而此地的大部分西周时的宗周之地。大体而言，风诗出现的高潮期从西周崩溃前夕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这又与当时历史文化重心，由西周王室向东方诸侯转移的大势相应。不过，具体说来，风诗高涨的原因颇复杂。 《诗经》有“风”，笔者以为，与西周天命观有关：王朝的兴替，大权在上天。上天决定把大权交给谁，又取决小民的态度，小民的呼声上天听得到，这就是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各种文献记载的“王官采诗”说，在这样的逻辑下是可信的…… “十五国”所占地域是那样的辽阔，然而各地风诗的语言、句式及韵律，却是高度统一的，这是可以由“王官采诗”来解释的……所谓“采诗”，其实是对这些故事进行初步加工，之后层层上交，*后到达当时的音乐专家即太师之手，由这些乐官进行“比其因律”的精加工。就是说，一首所谓“民歌”，是经过多道加工手续才完成。将民间的故事采集加工成为反映社会问题的诗篇，如此的制作，不是很像今天的“报告文学”吗？ 不过，对古老的“王官采诗”说，在理解上还需要做些调整。其一，采诗的高潮在西周后期。这一点不明确就会对“采诗”说有误解。西周早期也有采诗，但很少。从西周后期采诗趋于频繁有其特定原因，具体说，就是王朝内部贵族阶层与王权势力之间的权利争斗。史载周厉王“专利”……这使得贵族一时间有目的地站在了小民一边，利用小民情绪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采诗，亦即收集小民的呼声以对抗周王，或许就是贵族可以使用的办法。这是有迹象的。恰是在对厉王“弥谤”的反对中，召穆公这位出身老权贵之家的大人物站出来，强调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危险性，又强调了“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的重要……其二，过去以为“风”诗只见于“十五国”，实际上，《小雅》中就有风诗，如《蓼莪》篇，孝子不得终养的悲哀，若无人采集家用，何以流传，又何以被保存？其三，所谓“王官”，其实不是“官”，相反，他们身份颇低……由这样身份的采诗官来搜集诗篇或诗篇题材，实在是风诗的大幸，直接影响到风诗在情感上的一大优点，即同情弱小。采集久劳不得息的征人、役夫的歌唱，是同情；对被遗弃妇女不幸遭遇的表现，也是同情。此外，采诗，还无意中完成的是对民间文化的抢救……采诗其实是一种文化胜利；其成就，也是当时贵族所不能想象的。 四 《诗经》是“礼乐”的有机部分。古人说：“歌以发德。”《诗经》篇章正“发”的是礼乐精神之“德”。没有歌唱的诗篇，礼乐精神就难以表现。约言之，《诗》三百篇鸣奏的是四大精神和弦。换言之,三百篇中有四大精神线索。具体是：一、族群之和；二、上下之和；三、家国之和；四人与自然之和。 **条和谐线索，主要表现在《诗经》中大量婚恋诗篇的存在。婚恋篇章多，是因为那个时代十分关注婚姻关系缔结……随着周人政权在辽阔地域上的普遍建立，是人群融通政策的实行。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周贵族广泛地与众多异族异姓的通婚，以广泛联姻的方式，与众多的异姓贵族即其所代表的人群，建立亲戚关系……开篇一首就是表现婚姻典礼的《关雎》篇；而且，在《仪礼》中，周贵族宴会歌唱到“歌乡乐”一节时，同样以《关雎》为始……这是一条与王朝的生死线，“亲亲”之后才有“尊尊”，周贵族与异族异姓婚姻关系的缔结，是周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前提……周王朝上升期的婚恋诗与衰落时婚恋诗，实际是一正一反的关系，有正面的关注，就有反面的关注，两方面都无言地宣示：婚姻状况如何，史载关系到王朝政治的兴衰。 第二条线索是上下之和。这也与西周封建密不可分。周人建国时人数很少，较诸商王朝的人数尤其如此。特别似乎封建实施，周人群体化整为零，每一个诸侯邦国的人数就更少。要以少数的人群，完成镇守一方的大任，诸侯邦国之内必须讲究上下一心……这样的社会现实，表现在礼乐层面，就是《诗经》中数宴饮诗篇的大量存在……同样，随着西周衰世的到来，也是贵族的在饮酒上的荒唐放荡，诗篇如《小雅??宾之初筵》，对此就持激烈批评的态度。有趣得很，这也是“一正一反”的关联。 第三条精神线索，即家国之和，主要表现在一些诗篇对那些卫国出征、行役家庭的关注。《诗经》大小《雅》，有许多战争诗篇，《国风》中也有不少思念出差行役在外家人的篇章。为什么有这些篇章呢？一言以蔽之，抚慰或同情那些为国家出力而牺牲了小家利益者的心灵……这实际就是在以精神的方式消除悲剧性冲突，或者说，是不让“忠孝不得两全”的抵牾真正发展到破坏性的悲剧冲突地步。这就是“礼乐”文明的精神取向。但是，到西周晚期，王朝只顾国家，不管小家庭死活，“孝子不得终养”的恶性事件就出现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小雅??蓼莪》篇所暴露的事…… *后一条，也就是第四条精神线索，是《诗经》农事诗篇所表达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此线索中，可以找到“天人合一”观念的根源。以《七月》为例，这首诗一共八十一句，时间词就有四十多个，参差错落地组成一个时间回环，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显示出这样的意识：世界是周流不已的。古人对宇宙的基本认定就是它的变动不居。这源于农耕文化的实践……诗篇多为典礼的歌唱，四大精神线索和弦，在各种隆重典礼中奏响。 五 *后谈谈《诗经》的艺术。 ……说到三百篇的艺术，人们会很自然想到“比兴”一词……这种代表古典诗歌艺术灵魂的“比兴”又是什么呢？是对天地自然的亲近，是对天地自然在变化中所呈现的春花秋月极度的敏感与多情。不论是“山有扶苏”还是“隰有荷华”，都是与人共存于天地之间的自然生命；不论是“采采卷耳”，还是“采蘋采蘩”，还是“终朝采绿”，都显示着人大自然的人存依赖；亲近自然的淳朴情感，也缘此而生。《诗经》时代的先民，对自然变化的仰观俯察是细致而准确的，“四月秀葽”、“五月鸣蜩”以及“七月流火”，固然《豳风??七月》这些精致句子是在说先民何以顺应自然而操持着生业，但先民特有诗性情怀，也正在这细致的观察中培养出来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此精美绝伦、意象玲珑的诗境，不就是源自对自然及其变化的特有敏感吗？其沁人心脾的魅力又何其大哉、伟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经》三百篇，属于中国，属于我们的精神传统。 强烈的会关注现实精神，也是《诗经》艺术的重要内容……我们的诗篇，从一开始，就没有走长篇叙事之路，所抒发的情感，重视德行的人生，重视一切人间美好情感的倾诉，重视对弱者的同情，重视对善的高扬。综观《诗经》三百篇，在从距离我们三千年到两千五六百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先民的歌唱竟然没有对“牛鬼蛇神”的巫覡世界有什么表现，实在是很奇特的事。就是那些祭祖的献歌，歌唱的也只是“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的人性之光。那时候的先民诚然有浓郁的宗教观念、鬼神思想，而且，一些诗篇也表现祭祀，可是，三百篇的世界是*少鬼神色彩的，是*现实色彩的，是*充满人间情味的，因而也是*清澈透明的。这可能意味着一种觉悟和觉悟后的摆脱。究竟是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觉悟，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三百篇所显示的先民的身影，是背对神秘的超验世界而前行的，他们已经对如何行动即可在世界上生存这样的大问题，已经了然于心。因而他们对鬼神，敬而远之；对生活，激情投入，于是他们创造了影响深远的美妙的富于现实精神艺术华章。 精彩篇章： 关 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1。窈窕淑女2，君子好逑3。 1 关关：鸟雌雄和鸣声。犹言“呱呱”，状声词。从叫声可知为扁嘴,旧说鱼鹰，不确。雎鸠：又名王雎，喜食鱼，虽季候迁移，从其叫声即雌雄相伴习性看，为绿头雁或与之相近的水鸟。古人主观地以为此鸟雌雄感情深挚、形影不离，又不过分亲昵。 2 窈窕：联绵词。女子内有气质，外有仪容，称窈窕，庄重高雅的意思。淑女：贤德女子。 3 君子：指贵族男子，《诗》中多君子一词，有时指周王，有时指官，有时是女子称自己丈夫。 逑：配偶。字亦作“仇”。 ○诗之首章。以河中沙洲鸟鸣起兴，祝福婚姻美满。《毛序》：“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也。”鸟鸣、沙洲、波光粼粼，乃至微风拂面，融为一境。古诗艺术的灵魂，初露于此。方玉润《诗经原始》：“此诗佳处，全在首四句，多少和平中正之音，细咏自见。”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4。窈窕淑女，寤寐求之5。 4 参差：长短不齐。荇(xìng)菜：今名杏菜，又名水荷、金莲儿，生水中，叶圆形，浮在书面，花朵数瓣组成伞形，茎白可食。古代宗庙祭祀时用此菜为贡品，表思淑女而先以采荇菜为比兴，或与此有关，是文化积习下的自由联想，貌似无关，实际有深层联系。 流：求取，捞取。牟庭《诗切》：“流即摎之假音，故训为求。……今俗语取于水中谓之捞，诗人之遗言也。”意思是，“流”为“摎”的假借，而“摎”即“捞”。 5 寤寐：寤，醒着；寐，睡着；不分睡着醒着的意思。 ○诗之二章。前一章言“求”，此章则“寤寐求”，意思深一层。许谦《诗经名物钞》：“以荇起兴，取其柔洁。”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6。悠哉悠哉，辗转反侧7。 6 思服：思，语助词，如楚辞“兮”字。服，想念，放在心上。一说思、服同义。 7 悠哉：悠，思念深长。悠哉可指夜漫长，也可指思绪悠长。辗转：翻来覆去。双声叠韵词。反侧：与辗转同义。 ○诗之三章。求之不得故辗转反侧，求女之意更深，甚至于苦。好婚姻难得，诗人对生活有体味。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8。 8 琴瑟：两种木质弦乐器。琴，传说为神农或伏羲发明，今见*早古琴器物遗留多为战国时期，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琴身用整木雕成，有音箱和尾板两部分。又，荆门郭店还出土过七弦琴。瑟，出现的时间与琴一样古老。今所能见战国遗物比琴多，其器身多刻文和彩绘，此乐器所以名“瑟”或因此。据出土实物，瑟一般为二十三或二十五弦。友：亲近，加深情感。金文字形为手挽手，本义指亲兄弟，后推而广之为志同道合者。以兄弟关系喻夫妻关系和谐，《诗》中屡见。 ○诗之四章。以琴瑟喻君子、淑女的般配，预言婚后和谐。后世以“琴瑟”比夫妻，发源于此。文义至此转回典礼。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9。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0。 9 芼：择取，一说，《诗切》：摸。 10 钟：青铜敲击乐器。我国古代青铜钟始见于商代，有发现于江西新淦县大洋洲商代墓葬的“兽面牛首纹钟”，为纽钟(也有认为名此器为“镈”，而非钟)，至西周又有长足发展，陕西长安普度村曾出土三件套的编钟，形制为甬钟。鼓：木质敲击乐。鼓的发现比钟还早，在山东大汶口文化晚墓葬曾发现鳄鱼皮蒙制的陶鼓，稍后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发现的土鼓和用鳄鱼皮蒙制的木鼓。商周时期鼓之形制更趋多样。乐之：使之精神愉悦。 ○诗之五章。以钟鼓和鸣再申和谐之义。诗因琴瑟、钟鼓而具强烈“礼乐”气息。近人姚菼《二南解症》谓此诗有七胜：格局、运笔、文法、字法、造词、用韵、音节。又云：“此诗擅上七胜，情文并茂，所以独有千古。” 《关雎》，西周贵族婚姻典礼上的乐歌。 此诗主题，自古至今误会颇多。*早正面评价《关雎》者，为孔子，据《论语》《礼记》及《韩诗外传》等文献，孔子言《诗》，特重《关雎》。近出竹简《孔子诗论》载孔子言曰：“《关雎》以色喻于礼。其四章则愈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纳于礼，不亦能配乎？”文字有脱落，意思大体还清楚：《关雎》之被孔子之重视，即在其“以色喻于礼”。孔子认为，在“色”和“礼”之间，诗篇更重视“礼”。竹简文字就诗篇内容说，颇为平实。“琴瑟之悦”即以琴瑟和谐喻男女和睦，正是“拟好色之愿”的意思；“好色”而“喻礼”（即知礼、重礼），男女才能成就好的婚姻。如此，“不亦能配乎”之“配”即婚配。孔子之后，西汉今文家解《关雎》，以为“刺康王”，东汉古文家则以为歌唱的是“后妃之德”，诗篇实可为天下夫妻的人生榜样。此说，即在怀疑精神很强的欧阳修《诗本义》，也大致沿袭，直到很晚近的时期才有一些学者跳出其藩篱，另立新说（如程晋芳《勉行斋文集??读关雎》、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其实，汉人上述两个说法，都从篇章内部找不到任何证据。不顾篇章内容宣讲“大义”，正是经学家说诗的特点。 近现代学者在抛弃旧说的同时，又提出新说：这是一首爱情诗。这也是一种不顾篇章本身、不能知人论世的谬说。其实，早在《孔子诗论》，就间接地告诉读者：《关雎》是一首歌唱婚配的篇章。这从诗篇本身也可以读出。首先，诗是关乎贵族男女结合的。王国维《释乐次》：“金奏（即敲击钟、磬、鼓等——引者）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大夫士，鼓而已。”诗言“钟鼓乐之”，往高里说，可视为周天子的结婚用乐。同时诗篇的“君子”、“淑女”之称，也不是指一般国、野之人。其次它是婚仪性的诗篇，诗既言“淑女”是“君子”的“好逑”，“君子”、“淑女”都是第三人称形态，可知诗的口吻就既不非“君子”，亦非是“淑女”，而是第三方即歌唱者的。“好逑”之“好”，是旁人对眼前婚姻缔结的评价和赞美，只有理解为婚礼中对新人祝福，才是*恰切的。有人因《礼记》一些对婚礼的记载而怀疑《关雎》为婚礼歌唱是不正确的，《礼记》为西周之后数百年文献，编写者为东方儒生，时间相差数百年，地域相去千百里，所以，在诗题材的确认上，应据诗篇所表现而定，而不是胶柱鼓瑟地理解儒家怎么说。就诗内情感而言，与其说表达的是“爱情”，不如说是“恩情”。爱情属于生命意义，恩情则属伦理范畴。诗中“寤寐思服”确实表的是“爱”，但“恩情”之“爱”是限定在夫妻伦理范围内的。在诗人看来，“恩情”之“爱”是“君子”配“淑女”配得好的条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好姻缘”实属难得，诗篇制作者对此有体察，所以才有恩爱的深愿。 读诗应知人论世，即尊重古人的时代与观念。《关雎》是《诗经》的开卷之诗。据记载，在古代饮酒礼进行到“歌乡乐”环节时，所歌即以《关雎》为首，后来编诗者遵循了这一次第，列为三百篇之首。若问饮酒典礼何以以《关雎》为首？回答是她歌唱了婚姻的缔结。那么，当时婚姻缔结及夫妻恩情何以如此重要？答曰：这是一个古典的中国逻辑：《易传》不是说“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吗？男女结合竟如天地交泰，有“生万物”的重大。《礼记》不是说：婚姻可以“合二姓之好”（《昏义》），婚姻可以“附远厚别”（《郊特牲》）吗？《礼记》的说法强调了这样一点：婚姻中有政治。周王朝是以人数相对弱小的姬姓一族，统御众多异姓人群，王朝要走联合进而融合众族的路线，以婚姻为手段达致与异姓人群的联盟，就是不能不采取的方式。这样的现实，*终映现在哲学的层次，就是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夫妻然后有父子人伦这样一个文化逻辑的表述。这正是古人歌唱以《关雎》为首，编《诗》列为《周南》**的主要原因。《诗经》诞生于中华文明缔造的关键时期，她不仅记载了当时的生活，也深蕴着影响深远的精神线索，准确理解《诗》篇的真实意蕴，有助于理解民族文化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今人以“爱情”解读《关雎》，未免无视《诗经》的深厚。此诗在分章上有分歧，有人作三章，也有作两章。《孔子诗论》明确地说到“其四章”，所以郑玄分作五章、章四句与之接近，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