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全两册)

　　两汉的经学家，本是《儒林传》中的人物，是当时所谓文学之士而不是文章之士，当然对于文学批评没有关系；惟以《诗》三百篇亦列于六经之故，于是一般经生犹有一些关于《诗》学方面的议论。但经生之《诗》论，实在不免太拘泥或太穿凿。即如匡衡这样，当时人称为“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者，应当别有妙解了，而我们看他所上各疏中所引的诗句，亦完全同孟子一样，把诗句牵引到王道上去，未见有什么解颐的妙解。　　大抵汉人说诗，都是沿袭以前的旧法，或是传述以前的旧闻，并没有什么创见。即如《诗大序》一篇在文学批评史上较为重要者，亦不过汇萃旧说略加整理而已。汉人称《大序》为子夏所作，宋儒甚有谓《大序》非孔子不能作者，皆由过于重视《大序》之故，实则《大序》中几项重要之点，大率不外袭用周秦旧说。如：　　一、明诗乐之关系——“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案此与《乐记》相同。《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郑《注》云：“方犹文章也。”《乐记》又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荀子??劝学》篇云“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亦近此意。　　二、明诗之起源——“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案：此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虞书》“诗言志”之意相同；言“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亦即《虞书》“歌永言”之意；不过说得更明畅，而于古代诗、歌、舞三者混合之迹，亦能明其关系而已。又《乐记》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亦与《大序》此语相同。孔《疏》云：“按《诗》先云嗟叹，后云咏歌之，此先云长言之，后云嗟叹之，文先后不同者，何也？《诗序》是属文之体，又略言之；此经委曲说歌之状，其言备具。”是又《乐记》与《大序》可以相互印证之处。又汉初人论《诗》亦多申言志之说。如陆贾《新语??慎微》篇云：“故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诗。（诗下原有‘文’字，今从俞樾校删。）在心为志，出口为辞。”又贾子《新书??道德说》云：“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日诗志此之志者也。”　　三、明诗与时代之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案：此与《乐记》文同。又云：“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此等历史的批评，亦本于孔门论世之意，而推阐之。　　四、明诗之功用——“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案：此节亦与孔子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诸语相同，完全以《诗》作为人事上实际的应用。　　五、明诗之体类——“故诗有六义焉：一日风，二日赋，三日比，四日兴，五日雅，六日颂。”又云：“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案六义之说，旧时皆以三经三纬解之，惟章太炎《六诗说》始有异解，谓六义均为辨别韵文之体。窃谓序文之论四始，只举风、雅、颂三者，则旧时三经三纬之说，亦未可非。由三经言，说明《诗》之分类，是归纳的批评；由三纬言，建立文学上的原则，是推理的批评。《大序》中亦惟此意为较值得注意，然而《荀子??儒效》篇已有风、雅、颂之称，则知亦出昔人旧说而已。　　此外汉人说诗，都不外本于孟子的方法，而更多流弊。毛《传》于《小弁》一诗引孟子评“固哉高叟之为诗”一节亦可为他说《诗》方法本于孟子之证。他如《韩诗外传》之多方附会，与《说苑??新序》之引用《诗》句以作论证，也都是沿袭孟子之旧法者。　　沿袭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于是有《诗序》。《诗序》说明诗的本事，亦未尝不是解释的批评；不过诗意本较委曲，而解诗者又委曲求之，则这样的以意逆志，便不免发生绝大的危险。所以齐、鲁、韩、毛四家之说彼此互异，而此等批评便近于武断，近于附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