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现今这一代人很难想象，二次大战之前，卖淫业在欧洲蔓延得多么广泛。现在的大街上很难再看见妓女，就像现在车行道上很难看见马车了，而当时，人行道上站满了妓女，找她们容易，躲开她们难。另外，还有无数个“不公开的场所”，如夜总会、歌舞场、有歌女、舞女的舞厅、有应召女郎的酒吧。当时，卖笑的女人是公开按小时出卖的，价格分成几等，男人就像买包香烟或一张报纸一样，毫不费力就能买来一个女人，消受一刻钟、半小时或一小时。而对于当今的年轻人，过去这些曾经这样必不可少的场所已经很自然地失去功效了，把卖淫从我们这个世界清扫出去的并不是警察和法律，这种伪善道德的悲剧性产物之所以基本消亡，完全是因为对它的需求减少了。我认为，仅上述事实，就有力地证实了现在的生活和恋爱比先前诚实和自然得多。　　面对那些不光彩的事情，政府和社会道德观都觉得非常尴尬。从社会道德的角度出发，谁也不敢公开承认女性可以卖身，但是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卖淫又必不可少，因为它是人们发泄婚外性欲的渠道。于是，权威机构便开始求助于模棱两可的解释，他们将卖淫分为两类，一类是秘密的卖淫，国家不允许它的存在，斥它为不道德和危险的行业；另一类是国家允许的卖淫，有营业执照，向政府纳税。一个姑娘如果决心成为妓女，就从警察局领取一份特别许可和一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假如她愿意接受警方的监督，并且接受每周让医生检查两次身体的义务，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可以将自己的肉体以她认为合理的任何价格出卖。这种合法的卖淫和其他职业一样，也被承认是一种职业，但是——这里露出了道德的马脚——它又不完全受到承认，比如，一个妓女将身体出卖给了一个嫖客，事后嫖客却拒绝按照约定付钱，这时她无权控告他。她的要求突然变成了不道德的，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个案情可耻而不予接受。　　从这样的细节可以看出来当时观念的矛盾性，一方面，它把这些妓女纳入国家合法的职业范围内，另一方面又视她们个人为无权享受公民权利的弃民。而实质上的不公是表现在分别对待上，所有这些限制只针对贫穷阶层。一个妓女一小时只值两个克朗，而一个芭蕾舞演员在维也纳可以一小时要价两百克朗，她可以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男人，当然不需要什么营业执照。而那些大交际花们，她们的名字甚至被登在报纸上关于跑马或赛马会的报道里，和那些达官贵人的名字在一处，因为她们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同样，一些为宫廷、贵族和富豪们提供奢侈享受的高雅的女皮条客也往往受到法律的庇护，而实际上，法律对拉皮条是加以重刑的。严酷的条例、无情的监督和社会的鄙斥，都只是针对成千上万的妓女大军罢了，它们要她们用自己的肉体和被玷污的心灵去维护那反对自由和自然的爱情的、早已腐烂的陈旧道德。　　这支卖淫的大军——如同真正的军队分成骑兵、炮兵、步兵和要塞守卫兵团一样——也分成不同的种类。*早的妓女就像要塞守卫兵团，她们占据城里固定的几条街道，作为自己的大本营，这些地方一般是中世纪的刑场、麻风病地区或者墓地，几百年来，资产阶级一直避开这里居住，只有无业游民、屠夫和其他一些受歧视的社会底层的人才在这里栖身。当局在那里开辟了几条巷子作为皮肉生意的市场，在二十世纪，这些地方就像日本的吉原街和开罗的鲜鱼市场，青楼一幢挨着一幢，两百个或五百个妇女一个又一个地坐在平房的窗前，招揽着生意。她们身价低廉，分成日班和夜班，昼夜工作。　　还有无数自己在街上揽客的妓女，组成流动卖淫大军，仿佛是骑兵和步兵。在维也纳，人们把她们称作“游荡女郎”。警方为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只允许她们在某一段人行道上做生意。她们穿着好不容易弄到的一身假名牌，无论昼夜，甚至一晚到天明地在街上游荡，即使下雨、下雪，尽管妆容不整，满脸倦意，也要对着每个过往的行人，挤出卖弄风情的微笑。她们强颜欢笑地为别人提供欢乐，不停地从这个角落游荡到那个角落，但是结局却都一样：走进医院。自从大街上再见不到这些饥饿、悲惨的女人，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城市都比以前美丽和人道多了。　　但是即便有了这么多妓女，仍旧是供不应求。有些男人不满足于在大街上追逐这种行踪不定的“夜猫子”和可怜兮兮的“天堂鸟”，他们想要更舒服、更隐秘的享受。他们希望更加惬意的爱情：要有灯光，要在温暖的屋子里，有音乐，能跳舞，还要有一副阔绰的派头。为了这些顾客，专门有“不公开的场所”，即高级妓院。在那儿，有一间用假冒奢侈品装饰成的所谓“沙龙”，一群姑娘聚在一起，有的身着贵妇长礼服，有的干脆只穿着睡衣。有个钢琴师负责弄出点音乐，客人们在里面喝酒、跳舞、聊天，然后再成双成对地偷偷溜进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