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中的黄河文明

驼铃悠悠　丝路绵延
——唐代三彩载乐骆驼俑见证的盛唐气象
三彩载乐骆驼俑，由一组10件构成，即：三彩牵驼胡人俑、三彩骆驼俑、乐师歌伎（7位乐师、1位歌伎）。骆驼头部左前方站立着一位牵驼俑，该俑高29厘米，头戴幞头，身着翻领胡服，虽然其形象与常见的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人有所区别，但身着翻领胡服还是表明了其族别身份，与驮载乐伎的骆驼属于一个完整的组合。骆驼高48.5厘米，长41厘米，作引颈嘶鸣状。驼背放置驮架为一个平台，台面铺方格纹毛毯；驼背上的乐俑均为男性，共有７人，均高约11.5厘米，７位男乐师均头戴幞头，身穿圆领袍服或胡服，背向围坐，手持笙、箫、琵琶、箜篌、笛、拍板、排箫奏乐，神情专注、姿态各异；乐师围成的圈中站立一位女俑，左手掩于袖中抬至胸前，右手后摆，微微扬首，作歌舞状。中间站立的女伎应是一位随着音乐歌唱的歌伎而非舞伎。从乐师手持的乐器和乐师的人数规模看，属于胡汉混杂的音乐风格，应属于唐代宫廷之外，在坊肆民间活动的小型乐舞团队。
三彩载乐骆驼俑属于一级文物，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中18件（组）国宝级文物之一，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三彩载乐骆驼俑的发现
西安地区1952 年至1959 年间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 主要项目工地集中在古城西安的东部、西部和南部。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城区内外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密度极大，国家基本建设热潮之中不断被发现的古代墓葬及文物等让人目不暇接。由于尚处在新中国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起步阶段，人力物力缺乏，知识技术能力不足， 不断涌现的考古发现让当时肩负陕西暨西安地区文物遗产保护发掘的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暨之后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工作者既激动不已，又举步维艰。据统计，1952 年至1959 年，西安地区共清理发掘遗址和墓葬3055 处，其中墓葬有2952 处。1955 年2 月， 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并入陕西省文管会，出土文物由陕西省博物馆（现西安碑林博物馆）保管，这一时期大部分考古发掘相关文字、墓葬形制线图、照片、拓片资料等则保存在陕西省文管会（今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1991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除墓志碑石类等文物外，其他大部分文物都移交陕西历史博物馆，1959 年于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载乐骆驼俑等文物亦在其中。
60 多年前发表的《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对三彩载乐骆驼俑的出土有这样的记述：1959 年6 月下旬，西安西郊中堡村发现一座唐墓。唐墓墓顶已被挖去了一部分，但墓室的大部分器物保存比较完整。墓室残存两壁高80 厘米，墓中部分器物因受淤泥的冲动而改变了原来位置。镇墓兽和天王俑对称放在墓室门内，墓室的南部放着一对马俑和一对骆驼俑，牵马和牵驼人俑各站立在前。而在此前的1957年2月，考古人员在西安西郊南何村的唐代鲜于庭诲墓中曾经出土了一件骆驼背上载有5人的三彩载乐骆驼俑，这是西安郊区唐代墓葬中首次发现三彩载乐骆驼俑，所以受到各方面专家的极大关注，出土后不久即被征调到北京供研究，之后则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并成为常设展览的重要展品。时隔两年，同样是在西安西郊，中堡村墓葬再一次出土载乐骆驼俑类文物，且造型和工艺水平逾前者，故而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件三彩载乐骆驼俑便成为可与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三彩载乐骆驼俑相媲美的明星文物。近年来由于丝绸之路研究升温，备受赞誉和关注的中堡村出土的载乐骆驼俑和其他多件陶俑随着对外文物交流展览不断走出馆门、国门，给中外观众带去了许多穿越时空、回味大唐盛世的想象空间，并且展现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历史长河中的美好画面。
在中堡村唐墓中与这组载乐骆驼俑一起出土的陶俑亦十分精美，如三彩胡人牵马俑、三彩仰头女立俑均因独特的造型、生动的表情、准确的刻画而备受观众青睐。三彩胡人牵马俑的牵马者为胡人形象，阔鼻大嘴，头发中分，绾髻双耳后侧，面目剽悍，身穿窄袖袍，右臂卷袖，蓝色半袖短褂左穿右袒，腰系蹀躞带，带上挂着洗马用的梳、刮工具，双手握拳，作用力牵拽状。其身后的三彩马与常见的通体施釉的三彩马不同，马种优良，红鬃白身，只挂一层白色化妆土，鞍鞯俱全，鞧带等饰件有绿色杏叶装饰，作勾首后退不愿前进姿态，与似乎用力牵马的胡人形成较劲的场景，是唐代此类陶俑中鲜活生动表现胡人驭马情景的佼佼者。几件三彩女立俑则是迄今为止在塑造唐代女性的陶塑俑类中*为精美的艺术品。其中三彩拱手仰头女立俑*为传神。女子面庞圆润， 红唇欲启，头梳乌蛮髻， 体态丰腴，身穿高腰曳地长裙，双手轻握拱于腹前，头向左上方微微扬起， 双目微眯， 右肩上的披帛自胸前绕于身后，婀娜的秀美身段增添了些许视觉上的韵律感，微笑的表情和柔和的眼神中充满期许和向往，是对盛唐时期长安闲适美好生活之中女性精神面貌的绝好写照。该俑发髻上绘出的插梳细节，让唐诗中“满头行小梳”的装扮在唐代绘画、壁画、线刻画之外得到了印证。另外，该墓出土的一组三彩庭院建筑，由一座假山、一座八角亭、一座四角亭和八间悬山式顶的房屋组成，是我们了解唐代长安城中官宦贵族在里坊中构建豪宅大院的绝好材料。而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载乐骆驼俑，带给我们的是一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职业的中外下层人士共同组成的表现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立体雕塑群像。史料和出土文物均证明了唐朝政府和民间普遍雇佣胡人为驭驼人的社会现象，这也可能正是唐代存在的某种社会自然分工。汉代便已存在官方驯养骆驼的制度， 到唐代则发展为将关内、陇右两道作为驼、马、羊的主要养殖区，唐政府牧监规定每个驼群为七十头，设一个牧长或牧尉，而传世的唐代《牧马图》和出土陶俑中*常见的奚官、驭驼人、驯马人的形象多为中亚和西域地区的“胡人”。杜甫《寓目》诗云：“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当是对胡人驭驼这一普遍现象的概括。
三彩载乐骆驼俑属于古代陶塑中的釉陶制品，而唐三彩器是唐代手工业发展史中一种新的工艺和产品，是对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陶器以及现身不久的瓷器在工艺和品类上的重要补充，是唐代工艺水平发展提高和进步的表现。三彩的问世，使唐代社会日常生活所用的瓷器多了一个竞争的伙伴，但目前所见的三彩器物多为墓葬随葬用品，它的出现为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使唐代人在本已丰富的丧葬随葬明器中又多了一种新的选择。
面对三彩载乐骆驼俑，人们的思绪已经开始穿越时空飞向了1000多年前长安与西域之间的漫漫丝绸之路，遥想当时行走在这条连接东西方商贸、文化之路上的那些手持旄节或政府文书的使臣、牵驼载货的胡商贩夫、虔诚笃定的宗教信徒，以及旅人、游侠、驼队的形象。他们目的各异、信念执着、艰辛跋涉使一条汉武帝开通于公元前100多年、旨在加强与大月氏政治军事联盟的陆上通道，渐渐演化成一条连接东西方、涉及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贸通途，并绵延千年。与此相关的中外交往史和留存在此条道路沿途的珍贵文化遗存吸引着世人无尽的遐想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