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满字的空间(毕飞宇文集)

Ⅰ三十以前 我生于一九六四年的一月，但具体到日子则不能肯定。大致在二十四日前后。我们这一茬人，来到这个世上本来就不是欢天喜地的事，没有必要仔仔细细去纪念。但生日我总是过，就在二十四日。 我的童年在乡村。少年时代搬到了水乡小镇。青春期回到了县城。大学就读于扬州，毕业后“分”到了南京。活到现在，能说的好像也就这么多。 我的童年过得还好。没有挨过真正的饥饿。但我的童年也出了一些问题，*大的敌人就是时间。我害怕过不完的夏季午后，害怕没完没了的夏日黄昏。没有人和我一起玩，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沿着每一家屋后的阴凉游荡，然后再沿着每一家屋前的阴凉游荡。游荡完了，学校的操场上还是有一大块金色阳光。我写过一个中篇，叫《大热天》，写过一个《过不完的夏季》，写过一个《明天遥遥无期》。当初用这些题目都是无意而为的，或者说言不在此。但回过头来看看，总能看见夏日时分留给我的*初畏惧与*初忧虑。我童年里*大的盼望就是明天。而明天空空荡荡，只能又是下一个明天。这是典型的动物生态:活着的目标直接是活着。我的童年游移在夏日阴影中，忧郁与白日梦盈溢了我的人之初，盈溢了我的童年黄昏。好在时间这东西自己会过去，要不然，真有些麻烦。 少年时代我的父母调到了一座水乡小镇。这个镇被两块湖面夹在中间，春夏秋冬都有与乡野不同的风景。这里*著名的东西是船，几乎家家都有。每家每户的事情都在水面上漂漂浮浮。应当说，这个水乡小镇有一种明丽的格调，但我的印象中，总有一股脱不掉的阴森。那些石板小巷又深又窄，那些小阁楼又灰又暗。我的眼睛是在乡下成长起来的，习惯了在平坦与辽阔中自由自在，但小镇使我的张望有了阻隔，前后左右都是青灰色墙壁。我站在石板巷里，贴着墙，一家又一家婚丧嫁娶从我的鼻尖底下经过，从小巷的这头到那头，或者说，从小巷的那头到这头。那些小巷子总是很弯，几乎找不到十米以上的直线。长大后我当然明白，宽敞与笔直原本是大都市气派，小乡镇是不可能有那种格局的。但弯弯曲曲带来了视觉难度，带来了观察障碍，所以小镇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有一种神秘，有一种隔雾看花的恍如梦寐。它像水的平面，没有来龙去脉，没有因果关联。我承认，我这个外乡客做得有点吃力，活得远不如在乡野时实在透明。小镇上有许多空宅，有许多终年紧闭的阁楼，它们一律长满了绿色青苔与灰色瓦花。那些建筑与植物成了我少年记忆的背景。那个水乡小镇弥漫了一股鬼气，它们至今萦绕在我的梦里。 我们家在父亲平反后回到了县城。这里是我父亲的故乡，我就从那时起做了故乡的游子。我不会说城里话，没有亲戚与朋友。我开始写作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大城市寄来的退稿也就在这个时候。退稿让我难为情，又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我一次又一次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一次又一次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联系与交流。这里有一种极复杂、极纷乱同时又极蠢蠢欲动的青春期情怀。我至今缅怀那些孤寂的日子。我坚信那时候我比现在更有资格做一个作家。 我在扬州师范学校读书是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这四年。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大好时光。空气中到处是青草气味。我努力用功地改变自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拼命读书，到处大声说话，人也变得活泼开朗。真是换了一个人。我记得**次从扬州到南京去玩的那个下午。为了看火车，我从扬州绕道镇江，再从镇江取道坐火车去南京。我记得火车向我呼啸而来的那个伟大时刻，我二十岁时**次看见火车激动得几乎流泪。但我不敢流露这种激动。我站在月台上，感受到火车给我带来的迎面风，一上车我就写了一首诗，把好多东西赞美了一通，末尾把祖国还带了进去。那时候真是疯了，眼里的东西什么都好。我就这么瞎激动了四年，毕业的时候头发也长了，胡子也拉碴了。 后来我就到南京做了一名教师，再后来我又到《南京日报》去了。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都三十岁了。看看旧时的相片，不像自己，照照镜子，也不像自己。 我家的猫和老鼠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长我六岁，而二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们是在无休无止的吵闹和绵延不断的争斗当中长大成人的，假使允许我夸张一点，我想说，我们姐弟三个就是鼎立的三国，在交战的同时我们不停地结盟、宣战，宣战、结盟。真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了，我们的“分合”都是以小时作为时间单位的。上午我刚刚和我的二姐同仇敌忾，一起讨伐我的大姐，而午饭过后，一切都好好的，我的二姐却和大姐突然就结成了统一战线，不声不响地向她们的弟弟宣战了。 总体说来，她们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时候要多一些，因为父母多少有些偏心，对我格外好一些。这个我是知道的，在事态扩大，弄到父母那里“评理”的时候，我的父母虽说各打五十大板，但板子里头就有了轻与重的分别。比方说，在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过后，我的母亲总要教导我的两个姐姐：“他比你们小哎，让着一点哎。”对我就不一样了，母亲说：“下次不许这样了。”口气虽然凶，但说的是“下次”，“这一次”呢，当然就算了。事情到此结束。这在我是非常合算的买卖，因为“下次”是无穷无尽的。假如我的两个姐姐联起手来和我作对，在多数情况下，她们差不多就是那个叫“汤姆”的猫，而我则是老鼠“杰瑞”。我们家几乎每天都有美国卡通《猫和老鼠》式的战事，一姐一妹气势汹汹的，占尽了优势，恨不得一脚就把她们的弟弟踢到太平洋里去，然而，到后来吃尽苦头的始终是她们。 我们为什么吵呢？为什么斗呢？不为什么。倘若一定要找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那只能是为吵而吵，为斗而斗。举一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正在吃饭，我和我的二姐坐一条凳子上，不声不响地扒饭，这样的饭吃起来就有点无趣。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在我的二姐伸筷子去夹咸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筷子把她的筷子夹住，二姐不动声色，突然抽出筷子又夹我的。噼噼啪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母亲突然干咳一声，一切又安静了。所争夺的咸菜到底被谁夹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那一声干咳究竟落在哪一个节拍上，这全靠你的运气，有点像击鼓传花。如果咸菜归我，即使我并不想吃，我也会像叼着了天鹅肉，嚼得吧唧吧唧的，二姐的脸上就会有一脸的挫败。反过来，二姐要是赢了，她会把咸菜含在嘴里，默无声息地望着屋梁，那是胜利的眼神，赢了的眼神，内中的自鸣得意是不必说的。 我们姐弟三个现在都是人到中年，我长年在外，节日里偶尔团聚，我们谈得*多的恰恰是少儿时期的战争往事，谈起来就笑声不断，这一点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有一次我把话题转了，说起了我姐姐对我的好处来：我六岁的那一年得了肾炎，不能走动，每天都由我的父亲背到五六里远的彭家庄去，注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有一次是我的大姐背我去的，那时候她其实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又瘦又小。她在那个晴朗的冬日背着我，步行了十多里地。快到家的时候大姐终于支持不住了，腿一软，姐弟两个顺着大堤的陡坡一直滚到了河边。我并没有摔着，反而开心极了，大姐满头满脸都是汗，她惊慌地拉起我。**句话就是：“不能告诉爸妈。”这件事都过去了三十年了，可它时不时会窜到我的脑子里来。出乎我意料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我回忆起来一次就感动一次。大姐十二岁，冬天一头的汗，惊恐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人到中年之后反而为这件事伤恸不已。那一回过年我说起了这件事，我并没有说完，大姐的眼眶突然红了，说：“多少年了，怎么说这个的，你怎么还记得这个的。”大姐显然也记得的，不然她不会那样。她把话题重又拉回到吵闹的事情上去了。 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童年与少年时代吵闹，也许成年了之后还要继续。其实，这样的吵闹本身就设置了一个温暖的前提：我们能够，我们可以。我们幼小的内心世界也许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斗中拓宽开来的，丰富起来的。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意外地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许多东西也许并不能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反而是隐匿的，疏于表达的。然而，它却格外地切肤，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牵扯。美国人通过《猫和老鼠》的卡通形象向全世界的少儿表达了这样一种典范人生：打吧，吵吧，闹吧，可你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姐妹——你们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但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谁。 我的儿子*喜欢我的侄女，他们玩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就是猫和老鼠，不是追逐，就是打闹。可是，他们毕竟天各一方。在他的姐姐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漆黑的瞳孔是多么孤独，多么忧伤。我多么希望能做我儿子的好兄弟，和他争抢一块饼干、一个角落与一支蜡笔。但我的儿子显得相当勉强，因为他的爸爸后背上都竖起鸡皮疙瘩了，就是学不像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