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沉浮

引言 黑白红 大宋王朝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实在是一个让人品味不尽的王朝； 是一个可以从无数不同向度审视的王朝； 是产生“溪上青山三百叠”般巨公名贤的王朝，也是滋生一大把遗臭万年的巨奸小丑的王朝； 士人精神极度张扬的大纛与滴答着污水的抹布，不协和地缠绕在这个王朝的殿柱上； 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拥有星河般璀璨的诗文大家，也没有哪个王朝像宋王朝让人感到特别地“窝心”“糟心”“痛心”； …… 这个王朝的特殊性在于，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阐释空间。 说“宋王朝之后再无宋王朝”，此言无毛病。但这是一个中性的说法，不含褒贬。至少对于我。 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出版传播出现了与以往相比质的飞跃，这种“飞跃”的革命性变化，并不亚于今天从传统纸质出版向互联网技术的“飞跃”。印刷传播的便捷，使得从这个王朝开始，文人书写留存的文字变得丰富、多元、芜杂起来，给后人研究这个王朝的人物和事件，提供了大量史料；也笼罩了许许多多遮蔽真相的迷雾。有宫廷主修的正史，也有民间文人记载各种亲历和传闻的野史。据学者考证，苏东坡可能是中国诗歌史上**位出版个人诗集的诗人。 要论文化之兴盛，能与大宋王朝并列的，此前只有诸子百家是另一座高峰，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又一座高峰。虽如此，历史学家们也不认为大宋王朝的文化繁荣与欧洲文艺复兴可以等而言之。因两者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不同。更重要的是，两宋文人并无整体性的文化创造自觉。他们的主要兴趣点还在从政，文和艺皆为“政”之余（小道）。宋王朝长期宽“文”抑“武”的治国氛围，使得大多文人误以为应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谁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理想常常化作一缕青烟。宋代文人就在这样一种志不得伸、情不能扬的坎坷、跌宕的命运中，将文化创造作为情感密集宣泄的*佳喷发口。一座座耸入云霄的文化高峰，由此在集体无意识中得以矗立。 那些写于困厄、磨难乃至绝望中的精美绝伦的诗文，犹如冰雪中绽放的花朵。读宋词，常常让我联想到川藏边境铺满山坡的雪梨花。迎风颤悠的柔嫩花瓣上托着雪粒。当然，也常让我联想到铁匠铺里，经过烈火冶炼的铁段，在重锤敲击下喷溅的火星。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之谓也！ 近年来书写这个王朝的文字，似呈一种“井喷”现象，虚构和非虚构、普及性的通俗叙事和精英研究成果，皆可堆积如山，这给新的书写带来了便利，也制造了障碍。仅仅从研究的角度审视，胡编乱造、误判臆断的不靠谱文字与严谨考证、有一说一的诚实书写并存，常常需要我们花费很多精力去辨识。为此不知浪费了我几许银子，很多书籍买来后，随手翻几页，便发现毫无阅读和参照价值，便只得弃之一侧，作垃圾清理。 新的书写者，还面临一重难度，那就是某些充满诱惑的书写对象或事件已经被他人反复“嚼”过多遍，诸如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柳永、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都可以搜罗到多种版本的传记。当然，真正专业、权威，能够经受时光淘洗的精品也还是匮乏。即便如苏东坡传，前有林语堂的版本，继有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近有当代学者所写的多种著述，各有优长，也各有明显瑕疵和局限，一部理想的苏东坡传记，仍在期待中…… 尽管就拥有史料的丰富、全面而言，笔者也曾有过写一部苏传的冲动，但三思而后放弃。因为苏东坡的那点事，已经被无数写作者嚼烂了。我明白，要找到一片未开垦过的“处女地”，才能多少遮掩笔力的不足。 近几年，在阅览宋史史料时，将断断续续迸发出的感受，整理成短篇文字，汇集在《何谈风雅》随笔集中。接下来，在反复斟酌后，决定选择在北宋末期有过轰轰烈烈表演史，名噪一时的人物蔡京，作为笔者聚焦的对象。这位被很多宋史写作者忽略的特殊人物，如海水中的礁石，一次次地在我心中激发出为之画像的冲动。对于为何要选择蔡京作为书写、解剖对象，笔者在序言中已有简略表述。 说到蔡京，稍通历史者都会说，他不是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几乎被人们唾沫淹没的“巨奸”吗？不但是“巨奸”，还是“六贼”之首。明代宰相张居正曾为小皇帝编著了一部通俗有趣、文图搭配的教科书，名曰：《帝鉴图说》。书中分两部分，上部为“圣哲芳规”，下部为“狂愚覆辙”，从史料记载中引入两种相反的典型案例，共117例。前者皆是可作楷模效仿的正面案例，后者则是要作前车之鉴的反面案例。下部的*后一则故事：“任用六贼”，说的主要就是蔡京如何做“贼”，其文字引录自《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