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也是人间小团圆

　　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施洁发现自己无法得到林静的爱，不禁吼叫道：“你可以找你的简·爱，你就把我当成你阁楼上的疯女人吧！”说罢，仰起头将一瓶安眠药倒进嘴里。简·爱与阁楼上的疯女人——罗彻斯特的前妻伯莎，两个形象看似相去甚远，实则一体两面，就像张爱玲笔下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常合二为一。每一个简·爱心里都住着一个疯女人，伯莎的死成就了简·爱和罗彻斯特，也寓意女性只有抛弃疯狂的自我，才能赢得平静的幸福。又如《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所解读的白雪公主的故事，其实每一个女人都是自己屋子里的王后，在自恋的窥镜中创造出白雪公主的形象。就像人们常说女儿是母亲的敌人，女人的一生都处于内在自我（白雪公主）摧毁外在生活（王后）的紧张搏斗中，既充满渴望，又满怀恐惧。　　《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有一个怪癖——写作的时候会闭起眼睛，这有她笔迹歪歪斜斜的草稿为证。闭着眼睛，不难让人联想到这是女性享受性爱时的通常反应。在19世纪之前，写作长期被视为男性的专利，而作为书写工具的笔，则被当作男性阴茎的象征。那么女性执笔写作既是一种对男性权力的僭越，又意味着女性性的觉醒。当女人开始写作时，一种新的时间开始了，不亚于又一次创世纪，但不是开始于亚当，而是始于夏娃。这个时间从古希腊女诗人萨福那里开始萌芽，经历了有如女性隐忍性格的漫长的沉默，直到19世纪，在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和勃朗特三姐妹、艾米莉·狄金森那里终于化为有如众多心脏一起激烈跳动的钟鸣，即使聋子也必须听到。这是对长期以来“父权诗学”（格特鲁德·斯坦因语）的修订，也是对男性（宗主）文化和女性（被殖民者）文学之间关系的颠覆性革命。　　女性为什么要写作？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反思生为女人意味着什么。东西方文化中多视女性为不祥之物，无论是中国著名的“红颜祸水”，如妲己、褒姒、潘金莲，还是《圣经》里的夏娃，《荷马史诗》里的海伦，都承担着千古不朽的罪名。这首先源于对女性身体的恐惧，像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女性特征本身即是一种畸形。而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心中的女人，“上半身是女人，下半身却是淫荡的妖怪；腰带以上是属于天神的，腰带以下全是属于魔鬼的，那里是地狱，那里是黑暗，那里是硫黄火坑”。　　乳房、阴道、子宫……伴随成长、性和生育的羞耻，构成女性从天使堕落成肉身的过程，如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所揭示的那样，女人“从一个失去艺术、表达和自主性的乐园中，堕落到了由性生活、沉默、污秽和物质性所构成的地狱之中”，或者《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自况：“从我原来的世界里放逐出来，成了流浪人。”这是夏娃的《失乐园》，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焚心似火的嫉妒与报复。女人是欲望的化身，本身也被欲望伤害，进而伤害男人和世界——“夏娃的错误，将会给男性带来怎样悲惨的命运？”正如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看到的那样，“作为格格不入、犯禁、充满激情和被贬低了的放逐者的夏娃，对于上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玛丽·雪莱，下至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作家来说，也变成了一个撒旦式的形象”。　　……